近期，中央各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部署2021年重点工作，《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商务部、财政部、工信部、国资委今年工作的“1号任务”主要聚焦激发消费潜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解决“卡脖子”问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些首要任务传递出的重要信号，无疑勾勒出一张“十四五”建设的开局之图。

商务部

落子“激发消费潜力”

日前，全国商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2021年要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抓好几项工作。其中第一项是“在促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激发消费潜力，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打通内循环堵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谈及内循环有哪些堵点，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有所上升，进而制约消费潜力的释放;第二，我国在民生领域的投资依然存在一定短板，包括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第三，我国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部分关键技术仍面临着被“卡脖子”的风险。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赵亚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内循环的堵点，从供给侧来看，主要还是技术和质量问题。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上去了，消费者自然愿意消费。

对于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打通内循环堵点的问题，付一夫认为，需要从三方面发力：第一，要继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着力继续缩小收入差距，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居民的养老、医疗问题，以此来解决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第三，要改善偏远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并规范消费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以此来激发国人的消费潜力。

谈到资本市场如何助力内循环发展，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需求侧来看，需要增加居民的财富收入，资本市场要更好地发挥财富管理功能，通过慢牛行情，为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投资收益，由此扩大消费能力和意向。从供给侧来说，资本市场应进一步支持大消费类企业的上市和融资，促进大消费企业的做大做强，从而创造出更多符合居民日渐差异化需求的高质量产品，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赵亚赟认为，企业提高技术和质量，最重要的问题是资金，资本市场能够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同时，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适当鼓励产业基金的发展，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引导产业升级的作用。

财政部

布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提出，2021年要扎实做好十项重点工作。其中，首项任务是“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进一步完善并抓好直达机制落实，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提高直达资金管理水平。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

“2020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经济快速恢复发挥了突出作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崔志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将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中，有助于结构调整并解决当前农业基础还不稳固、民生保障个别领域存在短板等问题。

为应对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推出了新增1万亿元财政赤字和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的政策。这2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首次实施特殊转移支付机制，通过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达机制，为“六保”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1年，中央财政会在总结2020年直达资金政策的基础上，从制度建设和机制运行角度继续深入研究直达资金效用，逐步将直达资金适用范围扩大到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更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方面，进一步规范直达资金下达、拨付、使用、绩效等各环节操作规程，明确直达资金运行时限，减少资金在途占压时间，规避转移挪用延迟风险，通过制度机制提升直达资金运行管理效率，让更多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发挥更大效力。

崔志娟表示，2021年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将扩大，在相应的管理机制上，建议对纳入直达资金范围的项目整体实行直达管理;同时，在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中，进一步优化直达资金管理的制度体系。此外，借助大数据平台，强化直达资金的数据分析和线上监管。

2021年在推进减税降费方面，张依群建议五方面发力：一是对原有减税降费进行系统性梳理，适时有针对性地出台税费改革政策。二是消费税、资源税改革还会继续深入推进。三是增值税改革还应做进一步简化优化，税率还应进一步降低，研发经费税前抵扣政策应更具有政策导向上的鼓励性和操作上的创新性，扎实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四是从人才发展战略和国际视野格局出发，进一步深化个税改革，增强对高技术人才、尖端人才、紧缺人才的吸引力，用税收手段激发高技能人才的创造力。五是从整体税制格局设计上应实行精简策略，兼并税种，提升税制的科学性和税收效率，逐步提升更能有效反映经济状态和效益的直接税占比。

2020年我国推出3.75万亿元新增专项债，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此，张依群表示，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加，对应对风险、托底经济、补齐短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项目滞后、资金闲置等问题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影响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效益发挥。2021年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关键在于：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入手，合理设定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有效防控债券风险，切实保证财政可承受的可持续能力，保证债券能够按期偿付，坚决防止出现政府违约;同时，要从补民生短板角度，增强地方专项债券发行的针对性，切实发挥地方专项债券服务民生宗旨和公益属性。

工信部

聚焦解决“卡脖子”问题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部署了2021年8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1号任务”是“推动基础和关键领域创新突破，发挥科技自立自强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聚焦基础技术和关键领域，大力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精准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创新产品应用生态”。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工信部将发挥科技自立自强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放在首位，体现当下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未来需要解决的八大问题时也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放在首位，表明科技发展刻不容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速国产替代、加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大势所趋，因此要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明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相对薄弱，特别是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对进口的依存度高，产业基础投入不足，许多产业面临“缺芯”“少核”的窘境，因此需要通过精准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难题。

陈雳认为，排在首位的当属芯片产业这一类“卡脖子”领域，监管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营造高端集成电路发展环境，减税降费促进产业发展;国家也成立大基金对集成电路产业加大投入。此外，也要引导人才向产业流入，最终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12月28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要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支持沪深交易所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李明昊表示，随着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大量具有高技术、高创新的新兴行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快速发展，解决了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21年，资本市场应着力支持5G、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链，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保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陈雳表示，科技的发展与金融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2021年，金融行业将发挥自身优势，更大强度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以科创板为例，在防控好各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利于帮助由于高速发展和扩张导致短期无法实现利润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直接融资，进而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资委主抓增强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经济生产环环相扣，产业链供应链无疑成为其重要支撑。《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自去年以来，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表述，已从稍早前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进一步升级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去年底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在部署2021年央企要扎实抓好的八方面重点任务中，就将其列在“1号任务”中。会议指出，中央企业要发挥优势带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大循环，扩大有效投资，发挥产业龙头作用，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协调运转，主动适应和创造市场需求。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国际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布局以及国际投资大发展，使得同一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多道工序被分散至不同国家，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任何一环断裂都可能导致整条产业链、供应链的瘫痪。

“疫情在全球蔓延，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秩序，直接反映为商品通关速度的放缓、额外的认证要求或标准的提升，使得全球的供应链失稳，产业链断裂风险上升。此外，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基于上述背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构建并完善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是防范与化解产业链风险、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核心部署，也是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张立超如是说。

事实上，从去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面对疫情扰动，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还是保持了稳健发展。据国家统计局于去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7445.0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比1月份至10月份加快1.7个百分点。

“虽然我国在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方面成绩显著，但我国企业与产业发展也正面临着来自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所带来的‘断链’压力。”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因此，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已然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作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实施主体，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无疑被赋予重任。

在刘兴国看来，中央企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产业链关键技术突破，实现技术自主自立，突破“卡脖子”瓶颈;二是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确保可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供应，确保即使遭遇断供等突发事件，也能够基本实现内循环;三是要加快优化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制定“备链”方案，合理分散国际供应风险;四是要发展不对称“对抗”能力，即在其他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比如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等。

张立超称，对中央企业而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需要在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链从中低附加值走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方面下功夫。具体来看，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优化研发投入结构，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强化产业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对产业链核心环节的研发突破，加大核心零部件、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特别是在“卡脖子”领域要重点强化自主创新和基础创新，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

与之不谋而合的是，上述会议同时强调，“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要牢牢把握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一重点任务，努力打造一批行业产业龙头企业、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一批“专精特新”冠军企业、一批基础保障骨干企业，使中央企业真正成为主责主业突出、功能作用显著、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