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农历重阳节。北京市老龄办、北京市老龄协会发布《智慧助老行动倡议书》提出，帮助老年人迈过“数字鸿沟”，保护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技术中的合法权益;车站、机场、公园、银行、医院、商场等公共场所应建立“无码绿色通道”，采取替代措施;保留现金支付及线下办理渠道，改善“面对面”服务。

这些看似细小的生活琐事，可能为老年人提供莫大的便利。而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怎样应对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如何为老年人做更多的事情、更好地服务老年人，正在成为全社会的考题。

不久前，民政部2020年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存在鲜明的特征，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位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当工资上涨时，人们愿意生育更多的人口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时至今日，新时代的人们生育目的多元化，并不完全按照市场需要而生育。与此相对应，人口老龄化的两端，则一方面是生育率持续走低，另一方面是寿命持续延长。

未富先老。中国社会老龄化的挑战，首先是一系列经济成本不断攀升。不断升高的人力成本，紧俏和昂贵的养老服务，碎片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历史欠账和转制带来的养老金风险，养老保障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备受考问。

求解老龄化是全社会的考题，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撬动民间资本力量积极参与其中。需要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金融机构与养老机构、地产企业乃至医疗机构有效合作，为居民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养老金产品服务。

同时，政府的角色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弥补养老金缺口，还是降低社保费率，减轻企业负担，都是政府参与养老的有力担当。同时，还需要政府部门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严密的法律规范，谨防类似以房养老等模式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骗局。

老龄人口自身也是答案的一部分。从生产角度，如何将老龄人口细分，进一步挖掘可用的人力资源;从社会消费角度，怎样合理开发老人消费潜能，让他们成为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者;从文化心理角度，如何扭转老龄社会的“包袱”论，随着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及养老观念的调整，老龄人口不应被视为经济的消耗和下一辈人的负累。

未雨绸缪，我们拥有的窗口期可能不长。在一个严重老龄化日益逼近的社会，如何回答复杂的老龄命题，就是如何对待每一个即将老去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