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经》的首篇《关雎》,汉代毛苌认为它的主题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可“后妃之德”和荇菜是啥关系,小毛公未明言(大毛公是毛亨,毛苌被称为小毛公)。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古人以花象征女性生育能力,荇菜多花且花期长,繁殖力强,此为“后妃之德”的根本。在《诗经》中,桃、椒、木瓜、桑、葛、卷耳、芍药、瓠(葫芦)、芣苢(即车前草)、瓜瓞(一藤多瓜)等籽实较多者,均受赞美。不仅植物受牵连,动物也跑不了,如螽斯(蝈蝈)、玄鸟(燕子)、鱼等。

《诗经》现存305首诗,50首涉及生育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也认同“多子多福”,古罗马亦鼓励生育,持续千年,人口增长速度却远不如东方。除文化差异外,制度缺陷、政策不力是主因。不过,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人口增长慢曾长期制约欧洲发展,却也是其率先步入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见,对人口增减不能一概而论,关键看能否有效控制,能否契合时代需要。

周代开办相亲大会

各民族上古神话中,均有生殖崇拜,“女娲造人”即其一。传说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和希腊神话主神宙斯有45个子女(不完全统计,其中37个与凡人所生),皆属原始文明孑遗。

周代鼓励多生。《周礼》认为,大司徒的职责是“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慈幼”居首,汉代郑玄注为:“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音如戏,意为赠送粮食)。”即生三子,官方派保姆,生二子,官方给食物。

鼓励之外,还有强制。

《周礼》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令)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青年男女不参加官方组织的相亲大会,得交罚款。

相亲大会在“桑间濮上”。桑树年久则空,似有怀孕之态,“桑间”即鼓励生育。濮上是风景区,适合约会。

学者战英在《简论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中钩沉,为鼓励婚育,周朝采取两种人口统计方式,即大比和书社。

周代负责统计地方人口的是乡大夫,每年登记,只记“有用的人”,即“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大比是每三年一次的户口清查,如数据不符,黜退乡大夫。

书社是“二十五家为社”,每社拥有土地面积、户口多少记录在册。

管仲鼓励生育有办法

春秋时,中原人口仅1000多万,且诸侯征战不已,各国均鼓励生育。

管仲提出:“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儒家的曾子也同意:“有人此(意为才)有土,有土此有财。”

管仲的办法是:“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即生三个孩子,母亲免役;生四个孩子,全家免役;生五个孩子,国家给保姆,还发两个孩子的口粮。

春秋末,越王勾践为打败吴国,推出新政:“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而二人,公与之饩。”

战国时,韩、魏、赵、秦等均建立“上计”制度,即地方官年底提交户口、税收等预算。商鞅时,秦国户籍制度最严密,不仅用来收税、征兵、派徭役,还用来“诛族”“连坐”。

商鞅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他出台《垦草令》,禁父子或成年弟兄同居一室,否则税收加倍,开小农生产“碎片化”先河。

农耕生产相对粗放,大庄园难落实个体责任,小农则后果自负,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小农抗风险能力差、缺乏资本,较少技术革新。在中亚精耕农业冲击下,尚能维持局面,一旦失去外部刺激,农业即陷入停滞,随着人口增加,易出现大饥荒。

此外,各诸侯人口政策太过功利性,致民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汉代迎来第一个人口高峰

汉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峰值近6000万。此后1400余年,人口峰值与此相当,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仅7000万。

汉初连年战争,“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汉高祖刘邦下令:“民产子,复勿视二岁。”即免役两年。到东汉时,官方赐“胎养谷”三斛,免役期增至三年(加上了孩子的孕期)。

据学者袁延胜钩沉,汉代为促进人口增长,主要采取四种方法。

首先,早婚。女子15岁结婚,生育率比20岁高16%,比25岁高38%,比30岁高58%。

其次,严禁杀婴。比如酷吏王吉在沛任官时,下令“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

其三,地方官干预。比如名臣任延当太守时,要求“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如无聘礼,官方资助,致“相娶者两千余人”,受益者念其恩德,生子多名“任”。

其四,税收杠杆。汉惠帝曾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当时人头税是120钱,“五算”即720钱,相当于成人一年口粮。

汉代编户齐民,民的义务共7项,即田租、刍、算赋、口赋、献费、贡、力役,5项来自人,两项来自土地。西汉初人口1400万,仅200年,汉平帝时便达5900万。

古罗马也鼓励生育,但文官系统欠发达,地方税收全靠包税人,农民饱受盘剥,形成了以农耕为耻的观念。大量农民进城或参军,生育率不断下降。真正罗马人越来越少,罗马后期只能从“蛮族”中招兵,引发军阀混战。

为防假结婚 宋代另立法

汉朝灭亡后,中原多年混战,人口锐减。特别是隋末战争,全国户口减少4/5。直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才恢复到隋朝的水平,约8000万人(有争议)。

这是否意味着唐太宗时期并非盛世呢?据学者王丽娜统计,贞观时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2.7‰,而“开天时期”年增长率最高仅17.8‰,少时才1‰。

唐太宗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可结婚,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仍未婚,官方强制婚配。此外,命令鳏夫寡妇再婚。李世民有21个女儿,6人再婚。

唐太宗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官员的标准:“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

唐朝还大量招“俫民”,即境外移民。唐朝不歧视胡人,唐开国皇帝李渊有19个女儿,一半嫁给胡人。唐太宗下令:胡汉可通婚,唐朝女性只能住在中原,不得外流。

宋朝延续了唐朝“男年十五,女年十三”的法定婚龄(南宋时各增一岁),为防假结婚,另立法:“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

为支持穷人生育,宋高宗下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宋代出现了乡村户(相当于农村户口)、坊郭户(相当于城市户口)之别,打破了土地对个人的约束,有利于人口流动。南宋商品经济发达,中国出现近代化曙光。宋朝被认为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二高峰期。

清代“摊丁入亩”创奇迹

元代户籍制度复杂,分三等九甲,有学者认为人口达1亿左右,尚未成共识。

受元代法律影响,明代寡妇再婚难度增加,且“自宫者”多,最盛期,太监超10万。

但“隆庆开关”(1567年)后,与欧洲大航海贸易相接,大量瓷器、铁锅、棉布、丝绸出口,明朝成了世界工厂。随着外来白银成为主币,明末出现大量商帮,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受此刺激,明朝峰值人口应达1亿左右(有争议)。

中国本土缺贵金属,白银多靠外来。明末时,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列强均卷入其中,战争造成1/3当地人民死亡,经济严重衰退,无力购买明朝商品。白银缺乏,造成物价上涨,在江南一些地区,90%的耕地已用来植桑养蚕,无出口支撑,大量已脱离农业的劳工无钱购粮,陷入赤贫,甚至饿死。

到了清代,康熙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免除新生人口的人头税,没想到,很多地主串通胥吏,把自己应缴的人头税摊派给贫民。为应对此变,康熙推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根据实际拥有土地收税,近于现代财产税,大大减少了贫民负担,因取消徭役,方便人口流动,且比两税法、一条鞭法更简便。

清代全国人口在顺治八年(1651年)时是5300万,到康熙时才1亿,到乾隆时达3亿,到1840年时,已达4亿,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三高峰期。

一方面,没了人头税,百姓敢报户口,清代人口统计比历代准确得多。

另一方面,生育负担空前减少,鼓励了多生。

该增长时再增长

人口增长过快,拖累了中国发展。

欧洲1347年至1353年暴发了“黑死病”,近一半人口死亡,致劳动力缺乏,工资暴涨,加上后来战争不断,倒逼欧洲经济从“人口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企业不得不依赖高技术。

明代末期江南GDP已占全国的1/4,增速比英格兰还快,可对比个人收入,明代工匠只及英格兰的一半(有争议)。人口数量大,永远有廉价劳动力可用,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欲望。此外,人口过快增长,加大了对环境的压力,清代自然灾难多达1121次,远超历代。

梁启超曾说:“中国人惟以多产子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复问其所产者为如何……夫民族所以能立于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强耳!”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晚清以来,“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成为主流呼声。

人口学研究认为:现代化之前,人口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呈互相追逐的关系,只有经济增长率长时段超过人口生育率,才能跨越这一门槛,否则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很快会被人口生育率“吞噬”。当年英国通过海外殖民,化解了人口增加的困境,法国则爆发了大革命,大量人口死于战争。

不解决人口问题,就无法实现现代化。

从宋代到清朝,中国几度靠近现代化,却始终未能超越。当人类跨越现代化后,人口生育率会自然下降,此时各国又应主动刺激人口增长。

(作者: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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