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经》的首篇《关雎》，汉代毛苌认为它的主题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可“后妃之德”和荇菜是啥关系，小毛公未明言(大毛公是毛亨，毛苌被称为小毛公)。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古人以花象征女性生育能力，荇菜多花且花期长，繁殖力强，此为“后妃之德”的根本。在《诗经》中，桃、椒、木瓜、桑、葛、卷耳、芍药、瓠(葫芦)、芣苢(即车前草)、瓜瓞(一藤多瓜)等籽实较多者，均受赞美。不仅植物受牵连，动物也跑不了，如螽斯(蝈蝈)、玄鸟(燕子)、鱼等。

《诗经》现存305首诗，50首涉及生育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也认同“多子多福”，古罗马亦鼓励生育，持续千年，人口增长速度却远不如东方。除文化差异外，制度缺陷、政策不力是主因。不过，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人口增长慢曾长期制约欧洲发展，却也是其率先步入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见，对人口增减不能一概而论，关键看能否有效控制，能否契合时代需要。

周代开办相亲大会

各民族上古神话中，均有生殖崇拜，“女娲造人”即其一。传说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和希腊神话主神宙斯有45个子女(不完全统计，其中37个与凡人所生)，皆属原始文明孑遗。

周代鼓励多生。《周礼》认为，大司徒的职责是“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慈幼”居首，汉代郑玄注为：“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音如戏，意为赠送粮食)。”即生三子，官方派保姆，生二子，官方给食物。

鼓励之外，还有强制。

《周礼》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令)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青年男女不参加官方组织的相亲大会，得交罚款。

相亲大会在“桑间濮上”。桑树年久则空，似有怀孕之态，“桑间”即鼓励生育。濮上是风景区，适合约会。

学者战英在《简论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中钩沉，为鼓励婚育，周朝采取两种人口统计方式，即大比和书社。

周代负责统计地方人口的是乡大夫，每年登记，只记“有用的人”，即“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大比是每三年一次的户口清查，如数据不符，黜退乡大夫。

书社是“二十五家为社”，每社拥有土地面积、户口多少记录在册。

管仲鼓励生育有办法

春秋时，中原人口仅1000多万，且诸侯征战不已，各国均鼓励生育。

管仲提出：“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儒家的曾子也同意：“有人此(意为才)有土，有土此有财。”

管仲的办法是：“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即生三个孩子，母亲免役;生四个孩子，全家免役;生五个孩子，国家给保姆，还发两个孩子的口粮。

春秋末，越王勾践为打败吴国，推出新政：“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而二人，公与之饩。”

战国时，韩、魏、赵、秦等均建立“上计”制度，即地方官年底提交户口、税收等预算。商鞅时，秦国户籍制度最严密，不仅用来收税、征兵、派徭役，还用来“诛族”“连坐”。

商鞅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他出台《垦草令》，禁父子或成年弟兄同居一室，否则税收加倍，开小农生产“碎片化”先河。

农耕生产相对粗放，大庄园难落实个体责任，小农则后果自负，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小农抗风险能力差、缺乏资本，较少技术革新。在中亚精耕农业冲击下，尚能维持局面，一旦失去外部刺激，农业即陷入停滞，随着人口增加，易出现大饥荒。

此外，各诸侯人口政策太过功利性，致民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汉代迎来第一个人口高峰

汉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峰值近6000万。此后1400余年，人口峰值与此相当，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仅7000万。

汉初连年战争，“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汉高祖刘邦下令：“民产子，复勿视二岁。”即免役两年。到东汉时，官方赐“胎养谷”三斛，免役期增至三年(加上了孩子的孕期)。

据学者袁延胜钩沉，汉代为促进人口增长，主要采取四种方法。

首先，早婚。女子15岁结婚，生育率比20岁高16%，比25岁高38%，比30岁高58%。

其次，严禁杀婴。比如酷吏王吉在沛任官时，下令“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

其三，地方官干预。比如名臣任延当太守时，要求“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如无聘礼，官方资助，致“相娶者两千余人”，受益者念其恩德，生子多名“任”。

其四，税收杠杆。汉惠帝曾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当时人头税是120钱，“五算”即720钱，相当于成人一年口粮。

汉代编户齐民，民的义务共7项，即田租、刍、算赋、口赋、献费、贡、力役，5项来自人，两项来自土地。西汉初人口1400万，仅200年，汉平帝时便达5900万。

古罗马也鼓励生育，但文官系统欠发达，地方税收全靠包税人，农民饱受盘剥，形成了以农耕为耻的观念。大量农民进城或参军，生育率不断下降。真正罗马人越来越少，罗马后期只能从“蛮族”中招兵，引发军阀混战。

为防假结婚 宋代另立法

汉朝灭亡后，中原多年混战，人口锐减。特别是隋末战争，全国户口减少4/5。直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才恢复到隋朝的水平，约8000万人(有争议)。

这是否意味着唐太宗时期并非盛世呢?据学者王丽娜统计，贞观时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2.7‰，而“开天时期”年增长率最高仅17.8‰，少时才1‰。

唐太宗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可结婚，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仍未婚，官方强制婚配。此外，命令鳏夫寡妇再婚。李世民有21个女儿，6人再婚。

唐太宗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官员的标准：“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

唐朝还大量招“俫民”，即境外移民。唐朝不歧视胡人，唐开国皇帝李渊有19个女儿，一半嫁给胡人。唐太宗下令：胡汉可通婚，唐朝女性只能住在中原，不得外流。

宋朝延续了唐朝“男年十五，女年十三”的法定婚龄(南宋时各增一岁)，为防假结婚，另立法：“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

为支持穷人生育，宋高宗下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宋代出现了乡村户(相当于农村户口)、坊郭户(相当于城市户口)之别，打破了土地对个人的约束，有利于人口流动。南宋商品经济发达，中国出现近代化曙光。宋朝被认为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二高峰期。

清代“摊丁入亩”创奇迹

元代户籍制度复杂，分三等九甲，有学者认为人口达1亿左右，尚未成共识。

受元代法律影响，明代寡妇再婚难度增加，且“自宫者”多，最盛期，太监超10万。

但“隆庆开关”(1567年)后，与欧洲大航海贸易相接，大量瓷器、铁锅、棉布、丝绸出口，明朝成了世界工厂。随着外来白银成为主币，明末出现大量商帮，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受此刺激，明朝峰值人口应达1亿左右(有争议)。

中国本土缺贵金属，白银多靠外来。明末时，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列强均卷入其中，战争造成1/3当地人民死亡，经济严重衰退，无力购买明朝商品。白银缺乏，造成物价上涨，在江南一些地区，90%的耕地已用来植桑养蚕，无出口支撑，大量已脱离农业的劳工无钱购粮，陷入赤贫，甚至饿死。

到了清代，康熙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免除新生人口的人头税，没想到，很多地主串通胥吏，把自己应缴的人头税摊派给贫民。为应对此变，康熙推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根据实际拥有土地收税，近于现代财产税，大大减少了贫民负担，因取消徭役，方便人口流动，且比两税法、一条鞭法更简便。

清代全国人口在顺治八年(1651年)时是5300万，到康熙时才1亿，到乾隆时达3亿，到1840年时，已达4亿，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三高峰期。

一方面，没了人头税，百姓敢报户口，清代人口统计比历代准确得多。

另一方面，生育负担空前减少，鼓励了多生。

该增长时再增长

人口增长过快，拖累了中国发展。

欧洲1347年至1353年暴发了“黑死病”，近一半人口死亡，致劳动力缺乏，工资暴涨，加上后来战争不断，倒逼欧洲经济从“人口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企业不得不依赖高技术。

明代末期江南GDP已占全国的1/4，增速比英格兰还快，可对比个人收入，明代工匠只及英格兰的一半(有争议)。人口数量大，永远有廉价劳动力可用，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欲望。此外，人口过快增长，加大了对环境的压力，清代自然灾难多达1121次，远超历代。

梁启超曾说：“中国人惟以多产子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复问其所产者为如何……夫民族所以能立于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强耳!”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晚清以来，“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成为主流呼声。

人口学研究认为：现代化之前，人口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呈互相追逐的关系，只有经济增长率长时段超过人口生育率，才能跨越这一门槛，否则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很快会被人口生育率“吞噬”。当年英国通过海外殖民，化解了人口增加的困境，法国则爆发了大革命，大量人口死于战争。

不解决人口问题，就无法实现现代化。

从宋代到清朝，中国几度靠近现代化，却始终未能超越。当人类跨越现代化后，人口生育率会自然下降，此时各国又应主动刺激人口增长。

(作者：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