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我们提起北京,第一反应当是伟大祖国的首都,燕山脚下,永定河畔,“雄鸡”版图的咽喉部位。不过,如果严格按照地名学的理论分析,“北京”应该算是一个通名,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春秋公羊传》上对“京师”一词解释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从此“京师”就成为国家都城的称呼。由于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历代王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京师之外,往往还会设有陪都,这样就出现了多个都城。为了便于区分,通常会在都城前面加上方位词,于是就出现了“东京”“西京”“南京”“北京”的称呼,意思自然就是东面的都城、西面的都城,等等。

现在史书中可见的,较早使用“北京”的是西晋时期江南人。当时江南名士陆云在《登台赋》中写道:“乃启行乎北京,巡华室以周流兮。”西晋都城洛阳,对江南人来说在他们的北方,因此称之为“北京”。结果没叫“北京”多少年,晋朝就被北方少数民族赶到南方去了,晋朝的“北京”也就不复存在了。

晋朝被赶到江南以后,北方地区陷入一片混战,大大小小的王朝国家此起彼伏。在这其中,有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贵族在西北地区建立了大夏政权,定都统万城(位于陕西榆林靖边县白城子村)。统万城规模宏大,建筑精良,文人做赋吹捧赫连勃勃功绩:“龙升北京,则义风盖于九区;凤翔天域,则威声格于八表。”可见大夏政权也将统万城称为“北京”。

比赫连勃勃稍晚,江南的刘宋政权也有一个“北京”,就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起家的地方——京口。刘裕经营京口多年,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因为刘宋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京口位于建康以北,故被称为“北京”。到了北魏的时候,有近百年的时间以平城(今大同附近)为都城,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是故都,并位于洛阳北面,故一度称平城为“北京”,认为这里“北京根旧,帝业所基”。

隋唐时期,大一统王朝重新建立。因为唐高祖李渊以太原为发祥地,依靠山西高原居高临下的地势优势和能征善战的军队南下攻入长安,建立大唐,太原由此被视为唐朝的龙兴之地。唐朝国都为长安,太原在长安的北面,因此唐代时太原就成了“北京”。这一观念影响深远,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把他们的发祥地太原称为“北京”。

与隋唐相比,北宋疆域大大缩小,尤其北面出现了辽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所以北宋王朝的“北京”,一大重任就是要承担起抵抗契丹铁骑南下,保护都城汴梁的军事作用。在“北京”的选择上,北宋放弃了唐代以来以太原为“北京”的传统,而以距离宋辽前线和都城汴梁都不太远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为“北京”。大名府控扼河朔,号称开封北门锁钥,守住大名,就能守住黄河防线,如此则开封无忧。“北京”大名府在宋代地位不一般,在《水浒传》中“出镜率”很高,一百二十回中有十八回都提到了它,杨志、索超、卢俊义、燕青等人没少在大名府溜达。书中描绘它“城高且地险,堑阔且濠深”“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座琳宫梵宇”“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属于辽国,因为宋辽对峙的军事形势,它对于辽国很重要,是辽国五京之一,因为位于辽国疆域的南部,所以称为“南京”。

东北的女真人兴起后,用了十多年时间就灭了辽国,还把大宋王朝赶过了淮河。金王朝学习宋辽多京制的方式,在疆域内也设置了五个都城。由于疆域扩展,原辽南京的位置就不在金王朝疆域南部而成了中央,于是贞元元年(1153年)以后,金王朝将其更名为“中都”,并作为国家正式的都城。金王朝先后设有两座“北京”,在消灭辽国的初期,为了震慑辽国残余势力,将原辽国都城上京临潢府改称为北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贞元元年(1153年)以后,金王朝都城从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迁到了中都(今北京),“北京”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临潢府变为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

元代虽然也设置了大都、上都、中都,但并未出现“北京”名号。明朝刚刚开国的前十年(1368年-1378年)曾经以开封府为“北京”。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守。”金陵是朱元璋根基所在,自然要被列为都城,而开封曾经是宋朝首都,以此为都城,能够彰显政权的正统性。

不过经过金元两朝破坏,开封城已不复当年荣光,所以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便罢除了开封的“北京”称号。在此之前的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把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封为燕王,封地在北平。正是这个燕王,在30年后,不仅夺了朱元璋嫡孙朱允炆的皇位,还把自己的封地北平改为北京,连都城都迁了过来。从此“北京”二字结束了千年漂流,在燕山脚下、永定河畔安了家,成为明清两代、民国北洋时期以及新中国的都城。

(原标题:历史上“北京”地名的漂移)

(作者: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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