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寺庙与牌楼、城墙、城门一样，不仅是北京的“名片”，而且也是历史、文化和民俗的承载体或砖砌的《史记》和《资治通鉴》，留下了很大的影响。古都的老百姓并非都是香客信众，但他们在宗教信仰之外，关注寺庙的文化、历史、典故和兴衰，而这些是老北京文化的组成部分。
就寺庙数量而言，北京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首屈一指。仅乾隆时期绘制的《京师全图》就标出内城、外城寺庙1207处。1930年，北京市区、近郊区登记造册的寺庙有1734处，而1936年还有1135处，到了1941年则仅存783处。
作为古都的京城，明清两朝所建寺庙往往与太监、王爷有些关系，是很特殊的现象。东四法华寺是明景泰年间太监刘通及其弟刘顺“舍宅为寺”;智化寺是太监王振家庙改建的;北京目前唯一的尼姑庙通教寺就是明朝一些太监集资而建;石景山法海寺是明英宗近侍太监李童所建;海淀大慧寺，又称大佛寺，系明正德年间太监张雄等创建。
雍和宫是由雍亲王府“升格”而建;贤良寺是怡亲王允祥“舍宅为寺”;南池子的普度寺，又称玛哈噶喇庙，则是在睿亲王多尔衮的王府所建。如此多的寺庙，自然少不了故事、轶事、逸闻或其他一些有趣的历史。
小庙用上黄琉璃瓦
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有些不起眼的小庙很出名，并非是“庙小妖风大”，而是有历史故事和有趣传说。其中，黄瓦财神庙便是一例。
历朝历代对寺庙建筑的规模、等级是有严格的界限的，除皇家寺庙如雍和宫、太庙等外，大小寺庙是不可滥用黄瓦的。而在鼓楼东大街有一座不大的财神庙却用上了黄琉璃瓦。据1935年出版，由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对黄瓦财神庙的来历有所记述：“相传清圣祖(康熙)驾崩后，世宗(雍正)由府入宫行经该庙，遂入庙休息，并探消息，曾向神像祷祝：如能登极即重修庙宇。后即如约拨帑兴修，并易以黄琉璃瓦”。
虽然是个传说故事，但与历史相符，而且雍正当年的雍亲王府在北新桥北，他上朝入宫必经此庙前过。故事合乎历史逻辑，并非子虚乌有。此财神庙虽小，但当年正殿三间还供奉财神、药王和鲁班等道家神灵，在1937年时，庙内还有一个叫隆修的老道主持香火。近年正殿有所修葺，从南锣鼓巷游逛的人，都会望上几眼。
全国各地的寺庙中，往往土地庙是最小的，北京也如此。当年在朝外东大桥附近的“双夫人土地庙”就很有趣。一般土地庙只供奉土地爷和土地奶奶，而东大桥这座小庙则供奉两个土地奶奶，故称为“双夫人土地庙”。显然，这里有故事。民间戏传，有一年东大桥的土地爷与关东店的土地庙的土地爷打牌赢了他，关东店土地爷只好将自家的土地奶奶当做质品输给了东大桥这位土地爷，于是有了“双夫人土地庙”。故事毕竟是故事，但“双夫人土地庙”确实存在，在1928年的《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中有所记载，记载称此庙“坐落于东郊一区东大桥一号，建于同治三年五月，属募建。本庙面积约二亩，房六间。”而且“庙内法物有泥土地神像三尊”，坐实了双夫人土地庙内有两个土地奶奶。
双夫人土地庙的民间传说可能是一些人恶作剧的产物。但人们从这种故事中引申出厌恶赌博的思想内容，是双夫人土地庙存在的意义所在。日伪占领北平时期，日寇在此建了“日本坟地”和火化场，才将其拆毁，庙不在，故事留了下来。
老北京的寺庙中，有一些小庙是民间信仰、祭祀的对象，不佛不神很奇怪。当年阜成门外有一座小庙，人称“穷神庙”，庙高不过十尺，进深三尺，小得很可怜。庙里的神是“穷神”，即老北京专司红白事的杠夫所供奉的偶像。旧日的杠夫被雇出殡抬棺时，大多戴一顶清式的破毡帽，一身花衣裳，毡帽上有一乌翎，翎毛朝上，与大清官员的“顶戴花翎”不大一样。如果替人家办婚事，则换穿绿色的。据民俗专家王永斌回忆，杠夫的衣裳“既不是织花，也不是印花，而是拿涂料抹上的花，地儿多半是绿的”，看起来十分滑稽，但是这个行业的“行业神”。
穷神庙里就是一个杠夫扮的泥像，泥像手拿酒壶，醉眼乜斜，笑眯眯的，像是杠夫的自画像。
庙虽小，也是有香火的，据老人们回忆，京城里出殡撒纸钱的“一撮毛”，每年都会带领穷哥们杠夫去小庙祭扫。“一撮毛”撒纸钱技术高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收入比一般杠夫多，据说每年去穷神庙祭扫时，香烛都是他花钱买的。
宠物迷炒作狗神庙
古人尊重和推崇自己的神灵由来已久，北京除有杠夫的“穷神庙”外，还有歌颂建都江堰有功的李冰父子的“李二郎庙”。清人吴长元《宸垣识略》有所载，李二郎庙在今天的灯市口大街东，清代属黄华坊，庙不大，但历史悠久，“仅一小殿，康熙间重修。”“唐贞观三年创庙于此，宋元佑二年重修”。据吴长元按语云：“二郎视为秦蜀将李冰之子，凿离堆江，有功于民，蜀人祀之。本朝雍正五年，诏封李冰为敷泽兴通佑王，李二郎为承绩广惠显英王。”死后千余年成了王，自然就该有个庙祭祀，“李二郎庙”应运而生。都江堰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至今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民纪念李冰父子理所当然。清末后，“李二郎庙”衰败成民居，已不为人所知，但它旁边的那个祭祀杨二郎杨戬的“狗神庙”的名气大了起来，许多人将“狗神庙”与“李二郎庙”混为一谈，大概是“李二郎庙”被埋没的原因吧!但在四川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庙则规模大得多，今天依然香火旺盛。
“狗神庙”之称，则是来源于上世纪初一个美国人，他当然不知杨戬是哪路神仙，他见到灯市口二郎庙门口有一石雕，其实是来历不明的石狮，这个美国人误以为是狗，就起名狗神庙。此人在1936年绘制的北京地图上首次标出狗神庙之称。国人没有称狗为神的习俗，老北京有牛王庙、马神庙，就是没有专门祀狗的庙。况且杨戬的狗称“哮天犬”，咬伤过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自然是条恶犬，老北京人怎么会朝它跪拜呢?笔者儿时在庙后的史家小学上学，放学后时常到杨二郎庙门口玩。庙不大，只有一间，庙旁似乎还有一座石碑，庙里住着一个白白净净的还俗道人，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于那个“石狗”一直没有什么印象，好像最近一二十年被“宠物迷”炒作捧出来的。
京城还有许多真正的“小庙”，小得出奇。昔日广安门外的“槐树庙”就很有趣。据史料记载，此庙“重楼叠阁，状颇美观，庙内正殿五楹，梁、栋、檩、棂，历历可数”，居然修在一个古槐的树洞里，故人称“槐树庙”。
《北京晚报》曾介绍过东华门外“桥上有庙，庙下有桥”的典故，殊不知，将庙建在交通要道并非仅此一处，昔日西四北大街的“当街庙”亦是一例。清《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便有记载，称当街庙在“西四牌楼北，当年在甬路中间有一庙宇，座南向北，名当街庙。其址在石老娘胡同东口，庙供额森牌位。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额森放还朝，感其义，为之立庙，故北面”。当街庙亦是小庙，“内殿宇不广，当年车马皆由内庙之两旁绕行”。庙中供奉的不是神佛，而是一个蒙古首领额森，当年明英宗率兵扫荡元朝残余势力时被俘，额森将英宗偷偷放归。英宗回到北京后“为之立庙”，将庙修在了西四北大街上了，而且“故北面”，朝着漠北蒙古方向。
“狩”字在中国文化中有特殊含义，并非只是狩猎，“明英宗北狩”其实是让北人俘虏，慈禧“西狩”是往西逃跑。为表示额森不杀之恩，自然要为“恩人”修个庙祭祀，但为了脸面，此庙又不可修得太大，毕竟被俘不是光彩夺目的事，只能是个小庙意思意思了。在清末“修马路时始拆却”。石老娘胡同即今天的西四北五条。当街庙一度还当街巷地名，大致范围从报子胡同(西四北三条)到魏儿胡同(西四北六条)都称“当街庙”。当街庙，在清代改为了私塾，称“会辅堂”，培育小孩子。
寺庙普遍有别称
寺庙有“小名”，也就是俗名、俗称，这种现象在老北京很普遍。如众所周知的妙应寺称白塔寺，隆福寺称东庙，护国寺称西庙，觉生寺称大钟寺，岫云寺称潭柘寺等等。
慈慧寺在阜成门外，是座大庙、古庙，建于明代，因为庙中毗卢殿的殿门有“小孔成像”现象，故被人们视为神秘，称之为“倒影庙”。几百年过去了，很少有人知道慈慧寺，但周边的人都知道“倒影庙”，俗称、小名比正名名气大得多。有趣的是，民俗学家金受申特别关注“倒影庙”的来历，新中国成立初他在《北京民间故事》一书中，就搜罗了三条与之有关的资料。慈慧寺又有“新妃寺”之说，庙后有明清两朝埋葬宫女的地方，称静乐堂，而静乐堂又称“宫人斜”，这样与“倒影庙”组成了完整的故事链，让人们知道了慈慧寺故事多多。为此，留下了“蜘蛛塔绕虎皮墙，老树山门尽白杨。夜半宫人斜上月，冷随环佩礼空王”的诗句。
当年在西长安街上有庆寿寺，是金代始创的古刹，明清两朝多次修葺，因庙中有海云、可庵的舍利塔，京人称之为“双塔寺”;戒台寺是万寿禅寺的俗称，五塔寺是真觉寺的小名，而俗名白塔寺的除妙应寺外，龙潭湖畔的法藏寺也称白塔寺，北海内的永安寺也有白塔寺之称。东直门外的延寿寺因庙中有铁塔，俗称“铁塔寺”，而西直门内的弘庆寺，因寺中佛塔用黑砖所砌，称为“黑塔寺”。阜成门内的永福寺内有用青石建造的塔，故称为“青塔寺”，至今此地还有青塔胡同地名。至于什么“三塔寺”、“高庙”、“双庙”、“红庙”、“黄寺”、“黑寺”等，都是俗称。
新街口附近的“曹老公观”，正名是“崇元观”，因传说它是明代太监曹化淳捐资兴建的。西山卧佛寺很有名，但它的正名是十方普觉寺，西城的鹫峰寺、崇外东花市的云盖寺皆因庙中有卧佛像，也称“卧佛寺”。
美术馆后街有一公交站称大佛寺，大佛寺是普德寺之俗称，当年颇有规模，一度是清善扑营的壮士练掼跤的地方。俗称大佛寺的寺庙不少，海淀区的大慧寺、丰台区的延寿寺都曾有大佛寺的俗称。
老北京有风云雨雷四庙，均在紫禁城旁。风神庙是宣仁庙，云神庙是凝和庙，雷神庙是昭显庙，雨神庙是福佑寺。至于关帝庙、火神庙、娘娘庙、灶王庙、药王庙等等，都有正式的庙名，但很少有人会提及，把俗称当成了正名。
寺庙在命名时都会用佛经、道经中的典故，来显示寺庙的庄重，故而京城有许多寺庙名称“重名重姓”，如法华寺至少有三个，而且庙都很大，且有故事;延寿寺至少有两个，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城外。普度寺、真武庙、土地庙重名也很多。由于历史久远，许多寺庙会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名称，在《北京伽蓝记》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像天宁寺北魏时称“光林寺”，隋代称宏业寺，唐代称天王寺，金代称大万安寺，明代称天宁寺。而且在明代还叫过“广善戒坛”。城南法源寺曾有悯忠寺、顺天寺、崇福寺等名，但人们只记得法源寺了。
福佑寺
大庙奇人轶事多
有些寺庙为示显赫，往往在寺名前加“大”字，如大隆福寺等，也有些加上“勅修”，证明自己是皇家寺院或皇家拨款建的寺院。像花市的“勅修火德真君庙”，就是皇家拨款建的而不是民间筹款或私建的火神庙。
此外，有些称“寺”的并非是寺庙而是衙门。如大理寺是类似于“最高法院”的衙门，“大理”最早见于夏，周称“大理”为大司寇，北齐时始设大理寺卿，唐代置大理寺。自明代始设立“三法司”会办司法制度，凡重大案件，由刑部(司法部)审明，都察院(最高检察院)参核，大理寺平允。清代的太常寺是掌管坛庙祭祀的衙门;光禄寺是掌管大型典礼预备筵席的衙门，还负责给大臣官员供应食物。鸿胪寺也与吃有关，是掌管朝会与国宴赞寺礼仪的衙门。太仆寺是清初所设，隶属兵部，主要负责养马、驯马。这些“寺”有些留在地名中，不少人将其与寺庙混为一谈，殊不知是个误解。
京城小庙有故事，而大庙也不少，不只有些轶事旧闻，而且还有奇人奇事。像民国期间白云观火烧老道，解放初期雍和宫喇嘛大盗等，因多次见诸于报端，无须再说了。
北京的寺庙有些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关，可谓是一大特色。民国初期，斗士章太炎因“反袁”曾被囚禁在陶然亭西的龙泉寺。晚清大臣张之洞也把此庙当做别墅，时常来此“静憩”，因为“龙泉寺地势平旷，每风月晴霁，望西山诸峰苍翠郁然”是很幽静，便于沉思的地方。
革命先辈李大钊在1927年就义后，他的遗体一直停厝在长椿寺附近的浙寺中，据史料载，李大钊的灵柩在长椿寺只停了6天，后来移于浙寺南院，1933年安葬在万安公墓。长椿寺是明代古刹，很有盛名，而浙寺较小，名气不大，不少历史学者将其与长椿寺混为一谈，以为李大钊一直是在长椿寺停厝。
柏林寺为“八大庙”之一，曾有我国唯一幸存的“龙藏经版”。佛教“龙藏经版”刻了六年之久，有了万余块，刻经书7000余卷，一直在庙中保存。“七七事变”后，抗日英雄佟麟阁在南苑英勇牺牲，他的遗体曾隐名安葬在柏林寺中，抗战胜利后方移葬香山。在日伪时期，柏林寺的和尚们为保护佟麟阁的遗体棺木贡献了力量，并为后人所称赞。
戊戌变法与法华寺有关，在谭、袁密会时，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在法华寺附近一个小庙“等待消息”。这个小庙据称是“金顶庙”，康有为曾住在这里。庙在韶九胡同(旧称烧酒胡同)，这个道家庙很小，民国之后就改了民居。至于“公车上书”的集合地在菜市口松筠庵，松筠庵也是个庙，还是明代忠臣杨椒山故居和祠堂。
东城有两座法华寺，一个在东四报房胡同，一个在崇文门法华寺街。有些人将这两座法华寺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混为一谈，如台湾女僧释永芸和大陆学者岳红在《北京伽蓝记》中称，1898年戊戌变法时“袁世凯清末曾经住在法华寺内”，“维新派谭嗣同奉光绪皇帝密旨，深夜到法华寺与袁世凯密议”的历史事件，误以为在崇外法华寺。其实，此事发生在东四法华寺，袁世凯所住的法华寺也不是崇外法华寺。
法华寺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并非此一件，早在1860年(咸丰十年)，这里曾是清廷与英法联军签署《北京条约》的地方，史载：“和议既定，诸大臣于此延见洋人，是为京师交涉之始”。东四法华寺“其巨为东城诸刹冠”，在咸丰年间，法华寺主持僧德沄“主持此寺，能作大字，颇通文墨，喜交文士”。不过，据《啸亭杂录》记载：“乾隆中，法和尚居城东某寺，交结王公，淫纵不法。为果毅公阿里衮所擒，立杖杀之”，指的也是东四法华寺。
寺庙曾成断案场所
北京有两个海会寺，分别在今天的丰台区与朝阳区，因名称一样，许多事会混淆。清代的“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在京城“开棺验尸”地点在海会寺，但在哪个海会寺说法不同。《丰台区志》说是在丰台南苑的海会寺，后来学者王宝升考证，应是朝阳门外神路街的海会寺。海会寺又称海慧寺、海会禅林，都是明代所建寺庙，而且规模很大，否则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不会联合在此验尸办案的。据民国间的北平寺庙登记，朝阳的海会寺还有“房屋九十四间”和十七尊佛像，而丰台海会寺只有房屋二十二间。相比之下，朝外海会寺是“开棺验尸”的场所可能性最大。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发生在江南的大案，震惊全国，但最终在北京海会寺真相大白，北京寺庙故事多绝非妄言。
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述了另一个寺庙的奇人轶事：“东便门外运河之滨，有灵官庙，实民僧广真主持，时人呼为广姑子。于道光中叶，其庙中香火极盛，且地邻二闸，夏季游人众多。广真又招妓设赌，诱贵族诸子弟入局。历数年之久，风声甚大，为御史所参。步军统领派弁往抄，适值广真做寿，来宾甚盛，因而俱罹于难。复究出庄亲王、喜公爷诸人，皆因之革爵。广姑子则归刑部判罪发遣。”这段寺庙奇人轶事一度轰动京城，“好事者编作曲词，到处唱之”。《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作者崇彝的这部书被誉为“字字珍秘，皆亲见亲闻”，他所记述的灵官庙广姑子事，不是八卦传闻和街谈巷议，而是史实。
北京的寺庙住持和居住过的高僧有不少“文化人”，他们除吟诗作画外，还喜欢养花种草，故而京城一些寺庙的奇花异草成了这个寺庙的名片或代称。如崇效寺“昔以枣花名，寺中楸树三株，苍蔚可喜，花时有如幢盖，后以牡丹著名，异种甚多。”崇效寺的牡丹是由山东菏泽移植而来，每当牡丹盛开时，寺庙内外，车水马龙，都是赏花人。乃至崇效寺还有枣花寺别名。法源寺“以丁香花著称，恢宏为他寺所无”。至今，每年春天丁香盛开时，寺里还举办丁香诗会。广化寺的“西府海棠”、东岳庙的杏花、大觉寺的玉兰、卧佛寺牡丹、天宁寺的桂花、广济寺的腊梅、弘善寺的菊花等等，不胜枚举，花为寺庙增光添彩。
由于时代变迁和发展，北京没有那么多庙了，但是遗留下的，古为今用后，仍发挥着作用，东岳庙成为北京民俗博物馆、万寿寺成为古代艺术博物馆、五塔寺成为古代石刻博物馆、大钟寺成了古钟博物馆、长椿寺成为宣南文化博物馆……它们依然富有魅力，诉说着北京文化的悠远。
(来源：旧京寺庙趣闻拾遗)
(作者：张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