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

193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

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到她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

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这是父亲最爱的一副对联。三爱，爱的是祖国的历史文化和山河物产;而四物，无一不寄托他对高洁品性和人格的向往。父亲为自己战火岁月中出生的5个孩子，分别取名为松、柏、竹、梅、兰。

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

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发愤用功读书。

到1953年，我已经上了4年学，认了不少字。那一年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地精读，努力的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竟的事业!”

《可爱的中国》是我学习文化后独立阅读的第一本书。我触摸着书中的文字，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尽管有不少字不认得，但书中一再提及的祖国母亲、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对美丽母亲被残害被剥削的伤心，都在我的思想深处引起巨大震动，给我前所未有的启示。

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开始真正认识父亲、了解父亲，渐渐懂得父亲说过的话，理解了他的作为。对我来说，父爱以回忆的方式、以精神力量的方式存在。我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感到无上光荣。虽然我不能做出父亲那样的丰功伟绩，但他的精神和气节我要继承。

母亲健在的时候，赣东北苏区的老同志时常来南昌看望她，一起回忆革命往事，回忆父亲的故事。母亲去世了，我就接过母亲的担子，延续着与父亲革命战友、家乡人民的血肉联系。听过的故事越多，父亲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追求就越清晰，为父亲立传的念头也越强烈。我希望通过书的形式让父亲的精神得到传扬，让他的事迹以这种方式被镌刻。

1986年退休后，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寻访父亲革命足迹的事业。“兹有我单位共产党员方梅同志，系方志敏女儿，因采访父亲事迹需要，请配合采访为盼。”凭着这封盖有江西省航运管理局公章的介绍信，我几乎跑遍了父亲生活和战斗的每一个地方，采访了上千人。每到一个地方，人们听说我是方志敏的女儿，都热情地接待我。我在搜集资料和写作《方志敏全传》的过程中，再一次走进父亲的生命，走进父辈的历史。

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他笔下的文字，坚定地表现了他的信仰和信念：“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在我父亲所处的时代，爱国就是要救国。他一生忠贞不屈，到了最后牺牲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国。今天身处和平年代，爱国就是要建设祖国，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建设得更加可爱。父亲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我可以告慰父亲：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见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本报记者胡妍妍根据采访和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