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这场水灾给河南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正确看待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就要深刻认识河南独特的省情、粮情和水情。

首先，河南是一个严重缺水省份，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相当于世界人均量的1/4，而河南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亩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的1/6。由于长期缺水，全省总用水量已经经常性超过水资源自然循环系统的动态水量，水资源持续处于超用状态。其中，包括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等在内的重点发展地区水资源压力更大。在水资源供不足需的情况下，大量抽取浅层地下水，甚至大量开采中深层地下水成了必然选择，这样又使地下水严重超采，浅层地下水储量持续减少。2019年末，全省浅层地下水位与上年相比普遍下降，平均下降1.02米，地下水储存量比上年同期减少32.3亿立方米。1980年以来，全省浅层地下水储存量累计减少136.1亿立方米。同时，地下水过度开发带来的土地面源污染和水污染等问题也比较严重。不难看出，缺水是河南的基本省情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干旱、对如何应对旱灾的印象是深刻的，是有共识的，而对于水灾、对于应对雨洪冲击则容易放松警惕。有学者将这种社会心理概括为旱情思维。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我省遭受特大暴雨灾害而造成的种种损失。这场水灾以血的代价告诫我们，缺水地区必须跳出旱情思维，真正增强防水防洪意识。

其次，河南是一个粮食生产大省。对此，我们都很熟悉。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10，小麦占1/4。河南还有全国最大的粮食仓容规模，是全国重要的粮食储备大省、粮食储运交易中心。同时，河南还是全国重要的粮食加工业大省，具备庞大的粮食加工能力，面粉产量居全国第一，小麦粉、馒头、挂面、方便面等行销全国。由于以上原因，河南还是全国重要的原粮和制成品粮食调出大省，每年约调出原粮400亿斤，是全国第一小麦调出大省、第三玉米调出大省，同时每年还调出200亿斤制成品粮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粮食是一种高耗水作物，1公斤玉米是用368公斤水浇灌出来的，1公斤小麦更是要用513公斤水。河南作为一个严重缺水的粮食大省，不仅每年要满足本省1亿人的粮食消费，还要调出600亿斤原粮及制成品粮食，这意味着河南每年都在以这种方式向省外输出稀缺水资源。毫无疑问，这一状况显然加剧了区域水资源供应的紧张，加剧了河南的“旱情思维”，也加大了这次水灾的危害程度。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裸露的河滩上都种上了庄稼，为什么本来可以蓄水的坑塘和排水沟渠被填平复耕，为什么河道的蓄洪滞洪区里还密布着村舍和田园。保障粮食安全是政治任务，这场水灾告诉我们，河南亟须解决粮食安全与水资源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

再次，河南还是一个发展中省份。“十三五”时期，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必须看到，河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民人均收入、工业化率、城镇化率等各项综合经济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河南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0.42万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仅1.05万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2%，分别位于全国倒数第4位和倒数第1位，应该说各级财政都比较困难。公共安全、防汛抗旱等都是典型的公共产品，需要必要的财力才能保障。近些年，各级政府认真落实公共安全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在很多时候是有心无力的。在这次水灾中我们不难看到，防汛抗旱物资、救灾物资及必要即食食品的储备数量明显不足，种类相对较少，且由于没有能力正常轮换补库，难以满足救灾应急需要;物资储备仓库和配套设施明显落后，很多储备库物资在紧急调运时，出库装车还是靠肩扛手提、人力搬运;由于待遇低，物资储备系统存在留不住技术人才甚至留不住年轻人的问题，等等。这些因素无疑都影响了救灾的能力和效率。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国际形势和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内的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多发。我们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全方位应对挑战、趋利避害。一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跳出旱情思维，增强防汛减灾意识，进一步完善区域应急管理能力体系。二是要立足省情区情，在防汛抗灾能力不足的条件下，通过建立省际、区际间的合作机制，提高减灾救灾效率，同时有效动员社会组织抗险救灾。三是要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用水在全省用水总量中占五成以上，要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开展节水灌溉，着力破解保障粮食安全与水资源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四是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产、以水定地、以水定人，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布局的匹配度。同时，要针对地下水过度开采的问题，推进雨洪水、污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资源化利用，加快建设海绵城市，探索新型的人水关系、城水关系。(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