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18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会议提出，财税政策稳健不急转弯，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产业链供应链可控等一系列重要议题，明确了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路径。

不急转弯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会议提到，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解读：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静文分析称，首先，在低基数作用下，明年经济增速将会明显反弹，在无需通过逆周期调节稳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将会获得难得的深化改革窗口期。要用好宝贵的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其次，还应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避免出现“政策悬崖”。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预计明年的赤字率会回落至3.0%左右，专项债发行规模维持在3万亿;货币政策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预计M2和社融增速仍然保持在10%左右。最后，还应关注政策效果。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货币政策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超然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考虑到疫情对于经济发展有持续性的影响，过早退出支持政策可能会诱发流动性问题，造成市场信用环境收缩。对此，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限，不急转弯，切实解决好隐性债务风险，避免过度压缩宏观杠杆率，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促进金融更好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整顿租赁市场秩序 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解读：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称，后续预计大城市房地产政策会有三个重要变化。第一，从短期管控角度看，继续打击各类炒房需求，包括此前深圳的代持购房的行为;第二，从房地产长效机制角度看，后续在土地供应等方面会继续发力，尤其是增加纯住宅用地;第三，继续发展租赁市场，通过租赁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即市场化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共同发展。

具体到租赁市场，严跃进提到，第一，保障性租赁住房、长租房的政策完善思路不断清晰，后续各地需要把此类房源的供应、分配等工作做到位，真正为市场上提供丰富、选择面大的房源。第二、明确租售同权的概念，这也是后续租赁市场积极发展的内容。这里的“同权”，其实就是后续在落户、入学、医疗方面的同权，具有非常好的导向。第三，土地供应会给予保障，包括传统的土地供应、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土地等，即为租赁市场提供更为丰富的用地保障。第四，参与主体多样化。此次政策也明确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所以后续对于一些民营的租赁企业而言，机会会大增，是2021年可以积极转型的内容。

在严跃进看来，稳租金将成为2021年租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工作。后续对于租金的指导价和涨幅等，预计都会出台地方版本的相关规定。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会议指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解读：

相较于传统产业，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唐大杰分析称，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型产业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因为互联网提供的服务转换成本很低，容易形成一家独大的生态，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监管层都要客观面对这一现实。同时，这也给监管提出了考验，因为传统行业监管方面可能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新兴业态领域的经验相对不足，一方面，要警惕企业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过度监管可能给行业发展带来的伤害。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会议提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产业链供应链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今年以来，疫情的突袭让不少企业一度面临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的风险，由此也让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走入了大众的视野。不久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解读：

庞超然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完善程度和发展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在许多基础领域对外依存度较高，许多产业面临“缺芯”“少核”“弱基”的窘境。对此，要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要立足于产业基础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聚焦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和制造强国建设全局的核心领域、关键问题、重点任务，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通过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补齐产业链供应短板和薄弱环节，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整合重构一批共性技术平台，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服务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称，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也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我们很多产业依然是微笑曲线的底端，需要真正推动产业链的全面化发展，真正解决一些核心卡脖子的问题，其实产业链的可控代表的是我们要打牢中国产业的地基，让我们自己真正拥有属于产业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会议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要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解读：

江瀚表示，当前全世界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中国经济在做好双循环的同时，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内需启动起来，这是最为牢固的经济驱动力量，不断扩大消费挖掘中国的城乡消费潜能，进一步做好下沉市场的扩展，从而推动全面的消费经济发展。我们的经济恢复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保障民生就显得更加重要。对于改善民生来说，当前民生最大的福祉，实际上还是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进一步推动整个消费市场和就业市场的改善，一个从民生的供给端，一个从民生的消费端进行全方位的市场推动，实际上这才是关键所在，所以2021年我们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也是非常明确的。

保障粮食安全，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会议提到，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要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要提高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值得注意的是，12月17日，农业农村部刚刚表示，为适应确保国计民生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2021年，全国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亿亩，加快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粮食产能。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要发挥粮食在稳定国计民生的压舱石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

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粮食是中国人的饭碗，是最重要的基础，再怎么强调粮食安全也不为过。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主要就是要做好两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解决种子资源的问题，二是解决耕地问题，也有其道理所在。

就粮食而言，技术有很多种，但种子才是最重要的。疫情背景下，国际形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进口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在种子方面，还是要把优良品种的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在耕地问题上，目前非农化非粮化倾向已经出现，反倒是绿化、旅游、生态搞得相对较多，这一问题比较突出，所以保护粮食安全，也要在这两点发力。

金融创新要在审慎监管下进行

会议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中也提到，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此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的演讲中便提到，要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特征。他表示，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郭树清称，面对金融科技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将坚持既鼓励创新又守牢底线的积极审慎态度，切实解决好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解读：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谭小芬称，目前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在做金融科技，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风险。有些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了金融机构，在资本金、风险资产方面，过去没有监管指标对其进行监管，所以其扩张就会带来问题和风险。至于创新和监管之间，一定是创新在前，监管在后，但如果监管不到位，创新就会过头。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会议提到，要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近期信用债违约早已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上个月召开的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便提到，研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工作。金融委强调，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解读：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整个中央经济会议强调的就是稳定，而逃废债就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地方金融功能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制约，因此要严控。此前金融委也专门针对逃废债问题作出了应对和安排，就意味着监管针对逃废债的问题展现出了高度重视，只会越来越严格。此前永煤债事件没出的时候，逃废债的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但出现这个事件之后，中央、各部委以及金融部门都对逃废债问题作出了非常严格的表态，也证明这个事件之后，逃废债的问题可能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李大霄看来，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形式提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很可能会将其上升到一个绝对的高度，此后各部委就该落实了，金融系统、监管部门以及国资部门都会全面部署，对提高整个上市公司的质量有很大帮助，对支撑整个市场的稳定也是重大利好。

重塑经济，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会议提到，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与蔓延，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互联网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数字经济成为对冲疫情影响、重塑经济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力量。互联网在复工复产、经济复苏、社会运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指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

解读：

唐大杰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当前，数字经济的增长率非常快，特别是疫情期间所展示出的数字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对传统服务业有很强的提升。依靠本土市场强大的动力以及发展态势，我国数字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在全球起到了带头作用。

对于未来数字经济的方向，唐大杰指出，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看得到的电商、远程办公、电子支付、互联网金融等依托互联网模式支撑的服务业态;另一方面，则包括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医疗、自动驾驶、远程教育等公共业态，其发展都会有很大突破。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会议提到，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要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要大力提升国内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安全审查机制，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

解读：

“关于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问题，其实之前已经探讨了很久，最新的表态也表明了我们现在的姿态和定力，希望全方位扩大开放可以走得更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过去我们的开放是单纯依托别人的市场，现在则需要做出新的平衡，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立足自己的改革开放，发展国内的强大市场，从而提升在国际市场的吸引力。”

刘向东也提到，“随着我们进一步深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政策外溢性越来越强，我们同时更加需要推进的是制度性的开放，与国际先进成熟的规则对接，这样企业‘走出去’才能得到国外市场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