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

我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目睹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屈辱和苦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在我已经90岁了,虽然腿脚没有以前利索,但为病人服务的热情没有丝毫减弱,衷心祝福党的百岁华诞,我愿时刻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 ——马玙

一副老花镜,一支小教鞭,手拿放大镜,仔细查看患者的每一张CT影像……从1955年至今,66个年头,结核病防治专家、北京胸科医院主任医师马玙扎根结核病医疗临床第一线,见证了中国结核病防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您从事结核病诊治、科研和教学工作已有60多年,始终奋战在结核病防治一线,如今九十高龄仍从事临床工作,您的医者情怀令人感佩。”日前,一封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的回信,让这位默默奉献的老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1932年,马玙出生于江苏如皋,后随父母逃难至上海。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苦难中国,“马路上到处都是要饭的乞丐,还有一些奄奄一息的病人,日本人、美国人开着吉普车横行霸道,有权有势的人住着别墅和花园洋房,而穷苦的老百姓只能在河边插几根木棍,搭一个简单的棚子。”目睹旧社会人命危浅的情景,马玙从小便立下志愿,要做一名医生,用医术为国人治病。

带着这样的信念,马玙如愿考入江苏医学院医疗系(现南京医科大学),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现北京胸科医院),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医生,开启了治病救人的征程。

最初接触结核病,马玙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从临床上来说,结核病的诊治相对固定,那时候我也年轻,觉得只要根据临床症状、胸部X线检查和痰涂片或痰培养就可以诊断了,药物也就是三四种,”马玙回忆。很快,现实就给马玙“上了一课”,肺部感染仅仅是开始,严重的结核性胸膜炎、腹膜炎、脑膜炎以及淋巴结核、血液播散性结核才是最棘手的。这一切,让马玙对肺结核有了敬畏之心,她下定决心,要和这个白色瘟疫战斗到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结核病疫情比较严重,有效的抗结核药物很有限,看到许多肺内有空洞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马玙在鼻导管治疗的基础上,发明了全新的肺导管治疗方法。那段时间,马玙和同事们认真钻研导管装置——用不锈钢丝做成弹簧圈,套上富有弹性的橡皮管,前端系一条尼龙丝,在X线引导下直达肺部空洞,直接注射药物。在当时,这是一个创举,也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我认为,只有等到业务成熟后,自己才有资格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5月4日,马玙终于实现愿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入党后,马玙就一头扎在了基层。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能吃上窝头棒子面已经很不错了,蚊虫叮咬、设备老旧、药品短缺等很多不利的条件让马玙的行医路异常坎坷。下乡做筛查,她要背着X光机跋山涉水好几天。给农民看病,经常碰到拿不出药费的,她就给垫付上,而自己连一碗腊八粥都舍不得喝。

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让马玙深知,因为各种原因,结核病患者不少都家境贫寒内心敏感,为了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马玙总是千方百计地让病人少花钱。为了照顾患者的感受,每次听诊前,她都会用手先把听诊器焐热。听完前胸听后背时,她会自己走到患者背后。每次给老年患者做完检查,她总要扶着对方下了诊查床再去开处方,生怕患者不注意摔了……“病人是弱势群体,做医生的不能高高在上。医生只有坚持平等待人的原则,才能给病人以尊严。”马玙经常跟她的学生说,医生最大的敌人是冷漠,最有效的处方是爱,只要态度有一点点改善,就可能改变患者的一生。

有一位病人右下肺发现病灶,来到北京胸科医院求治。马玙觉得不太像结核,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然而,病人看过门诊后便离开了。情急之下,马玙发动医生、护士和其他病人一起想办法,最后终于把病人找到了。病人被确诊为肺癌,因治疗及时,预后效果非常好。病人家属感动地说,“只听说过病人找大夫,大夫找病人还是头一回遇到。”

很多患者成了马玙的朋友,遇到不出诊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拿着片子跑到实验室,这里成了马玙的“第二诊室”。她常对身边的同事说,“病人千里迢迢来找我看病,就是信得过我,我有什么借口要拒绝他们?”新冠疫情期间,医院院感防控有政策,实验室不能随意出入,碰到有需求的患者,这位九旬老人就亲自到楼下,为他们耐心讲解。“为患者多跑点路,虽然辛苦点儿,但我们医生的本领也是从患者那里学到的。”

虽已90岁高龄,如今的马玙仍坚持每周出门诊,每周给学生上课,每周参加疑难病人会诊。“曾经有人问我,您今年90岁了,应该退休享受生活了,我想说,胸科医院就是我的家,党和人民还需要我,我还不想退,还要为实现终止结核病的目标奉献余热。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前进,也一定能够战胜结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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