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如何应对人口问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影响成为关注焦点。
在4月7日举行的华夏基金春季投资策略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发表主旨演讲《人口增长变化趋势及中国经济发展影响》。
蔡昉表示，老龄社会的到来既是负担也是机遇。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建设和推进改革，将有效应对供给需求两侧以及社会发展领域所带来的冲击，赢得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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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潜力中带来总量机遇”
“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千分之0.34，从统计意义上而言属于不显著的增长，而到了2022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变为负的千分之0.6，出现首次负增长(剔除自然灾害因素导致的1960年人口负增长)，中国从此进入了人口负增长的时代。”
蔡昉表示，按照国际标准，老龄人口超过7%就被称为老龄化，超过14%则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而我国去年老龄人口占比已经到达13.5%，不可逆地进入老龄社会。
值注意的是，蔡昉在演讲中指出，相比于经济发展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负增长时点来得较早，加大了应对难度。与此同时，“未富先老”意味着资源配置状况和市场体制尚有差距，填补缺口意味着潜力：供需两侧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改革红利。
在蔡昉看来，如何认识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问题，重点在于把握增量挑战、结构潜力以及总量机遇。
蔡昉指出，从增量来看，我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人口负增长必定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在过去，中国高速增长是依靠经济总量的增长带动结构的调整，比如非农产业不断扩大、工业化持续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等。总人口负增长加快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由于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增长减速，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低于以前的估算水平。
但今后，我国将进入一个由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时期，比如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现状下，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结构潜力为总量带来的机遇。
“应把握机遇窗口，赢得改革红利”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我国将作为世界第一大老年人口国家。”在蔡昉看来，老龄社会的到来既是负担也是机遇。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建设和推进改革，将有效应对供给需求两侧以及社会发展领域所带来的冲击，赢得改革红利。
一是建立“中国式的福利国家”，即中央相关文件提及的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七个有所”的全生命周期社会福利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瓦格纳定律的加速期”，在人均GDP1万美元至2.3万美元的区间里，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将显著提升。
大额提高社会福利支出符合一般规律，既是制度建设目标，也解决紧迫问题，同时具有现实可行性。2021年-203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潜在增长率预计4.5%-4.8%。社会性支出比重显著高于中国且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参照国家，人均GDP平均增速仅有1.21%。
同时，蔡昉表示应将更多的政府社会性支出投入至提升生育率的方向上。“尽管生育率提高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亡羊补牢’政策措施及其相关制度建设却可以产生一致效果：福利国家建设、解决民生短期复苏和长期欠账问题，同时改善生育环境，让生育回归家庭意愿。”
二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落户城镇。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5%，但户籍城镇化率仍相差18个百分点。不少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而使得基本公共服务无法均等化，亦导致劳动力供给不稳定、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动机不强烈，消费意愿也不足。
农民工落户除了扩大劳动力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潜在增长率以外，户籍制度改革还提高收入、消费力和消费倾向，稳定社会总需求。据社科院与OECD团队模拟估算，农民工进城和落户两个步骤中，每一步杰克提高该群体消费水平近30%。
三是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历史上，我国曾两次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第一次是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第二次是扩大高等院校招生。当前提高人力资本的最可行办法则是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向前延长至学前教育，向后延长至高中教育。根据义务教育人口负担率(4-18岁余19-64岁人口比率)以及教育公共支出(基于GDP4%增速预测)测算，到2035年前，是教育公共支出能力提高以及义务教育负担率快速下降的机会窗口期。
四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我国目前约有23%的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但只产出7%的GDP，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不高，无法提升收入，也说明中国劳动力仍然有剩余。当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队列，劳动力转移可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同时通过产业间、地区间资源重新配置，获得劳动力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五是充分利用庞大人口的消费潜力。中国人口世界占比17.9%，居民消费支出世界占比12.8%。通过增加收入、改善居民各项生活条件，使得该差距缩小，让中国消费与人口的全球占比相当，可将中国居民消费总支出增加39.4%，该增量甚至大于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各自总量。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湾财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