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圣人千载不复生,黄河之水何时清。浊浪排空倒山岳,须臾沦没七十城。蛟龙吐雾蔽天黑,不闻哭声闻水声……吁嗟乎,时事艰难乃如此,余独何心惜一死。舍身愿入洪流中,抗涛速使河成功。”这是清代诗僧释静安记录的清光绪十三年(1887)郑州黄河大水灾,据估计,150万人因此死亡,是人类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洪灾。

长期以来,一提起河南,人们想到的多是旱灾。

河南属北方,水资源量排名全国第18,只有全国的1/70。史书上有不少河南旱灾的记录,如“赤地千里,川竭井涸,百谷无成,野无寸草”“大饥,饥民食雁粪”等。确实,河南曾有“十年九旱”之说,但河南也是我国水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学者将我国划分为水灾Ⅰ区、水灾Ⅱ区、水灾Ⅲ区3个区域。河南属水灾Ⅰ区,与同在Ⅰ区的省相比,河南水灾覆盖面积大,年际波动小(即常发生水灾)。

随着地球变暖,我国气温正靠近“中世暖期”,即公元900-1300年,相当于宋元时期,而宋元恰是河南历史上水灾多发期。邓云特(即邓拓,我国灾荒史开山者)先生曾说:“两宋灾害之密,盖与唐代相若,其强度与广度则更过之。”

这意味着,未来仍可能出现极端的天气情况,应做好长期准备。

商代为何水患多?

人类自有文明起,便与水灾相伴。甲骨文“灾”字,即由横向或纵向三个(或四个)波浪构成。

陈梦家先生认为,古人为取水方便,多滨河而居,易受水灾困扰。不同文明均有大洪水传说,即为明证。殷商多次迁都,有“前八后五”之说(即商汤前迁了八次,从商汤到盘庚迁了五次),就是为了躲避洪水(亦有学者持战争说、内讧说等)。

在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许多与水患相关,或卜雨,或卜“河(即黄河)害王”“河弗害王”。

殷人主要活动区域在河南。商汤初建的亳都(今洛阳偃师南),后迁移至的嚣邑(今河南郑州)、相邑(今河南濮阳西),都在河南界,均遭洪水冲击过。目前考古发现的、有水灾痕迹的商代遗址,45%在河南,多于山东(34%)、河北(13%)、湖北(5%)等。殷墟底层多黑色淤积土,即洪水留痕。

河南自商代便多水灾,原因有三:

一是殷商气温略高于今,降水也应略多。

二是河南年均降水量500-900毫米,仅为广东省的一半,但集中度高,6月-8月这3个月降雨相当于全年的65%-80%。黄河入河南后,支流猛增,一级支流即19条,干流、支流同时涨水,下游难应对。

三是黄河含沙量大,最多时年裹挟泥沙17亿吨,商代略好,约5亿吨/年,致黄河河南段两岸皆沙土,易溃堤。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提到黄河中下游:“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

汉武帝修堤只图眼前

战国中期前,黄河入海路线多变,水灾记录却很少。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先生认为:“以前的河北平原是一片榛莽,荒无聚落,黄河在这里改道对人类生活发生不了多大影响,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下游修堤后,黄河河道才稳定。当时人口少,河道留宽2000多米,故整个春秋战国,黄河自然决口仅3次,是两汉的1/6。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寒冷期,两汉是第二个温暖期。

我国气候受东南季风影响,它将海洋蒸腾形成的水蒸气带入内陆,形成降雨。降雨经河流,又回到海洋。气温上升必致降雨增加,河流难承载。

西汉前期,黄河几次决口,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瓠子(今河南濮阳县西南)、金堤(今山东、河南省界)等都曾破防。

为根治河患,汉武帝付出巨大努力,但当时全国经济中心在关中,水利工程亦偏重关中。术士栾大建议“决河可塞”,汉武帝受惑,遂“以塞为主”,动辄征调十万民工修堤。汉武帝的蛮干只换来短期效益,此后几十年,黄河一度稳定,可堤越高,水位也越高。汉哀帝时,黄河水已高于平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则“河高出民屋”。

从秦到西汉,均“实关中”“戍边郡”,大量移民进入关中,为养活新增人口,只好将游牧区变成农耕区,农耕线向北最远移动超1000公里,水土流失严重。随着黄河泥沙量增加,河南水灾加剧,越到后期越明显。

西汉(225年)时,黄河共决口11次,最后71年竟达7次。

王景治河“千年无恙”

东汉时,汉明帝起用名臣王景治河。据学者段伟在《两汉水灾及政府的治河、赈恤措施》钩沉(本文多处引用该文,不再一一列出),王景采取“河汴分流”,即让黄河、汴河各行其道,“筑堤、理渠”约两千里,用10万人,历时一年乃成。

该工程规模较西汉6次治河工程都大,花销亦惊人,“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王景取得空前成功,后人赞为“行之千年,迨唐、五代犹无河患,是禹后一大治”,遂有“王景治河,千年无恙”之说。但从史料看,此后900多年共发生99次决溢,平均每10年一次。相对于历代,确属“安流”,但算不上根治。

王景占了两个大便宜。

其一,黄河在王莽时改道,新河道淤积需要一段时间,留出一段安全期。

其二,学者邹逸麟先生认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从东汉中后期起,游牧民纷纷进入中原,大量土地退耕还牧,生态环境有所改善。汉王朝崩溃后,中原近400年战争,人口锐减,北方长期被游牧民占据,河南即使有水灾,损失亦不大。

此时,我国恰好进入第二个寒冷期,黄河壶口年流量从610亿立方米锐减至360亿立方米,此后350年北方长期干旱,已无水可致灾。

宋代生态破坏日益严重

到了唐代,王景治河的红利终于吃完,又进入水灾高发期,安史之乱前已有170次,69.62%发生在关中,生态环境破坏是重要原因。

唐代长安城的面积是汉代的2.4倍,是古罗马城的7倍,以木建筑为主。据学者崔玲推算,仅宫殿建筑用材,至少需25.5平方公里的森林,整个长安城则需1530平方公里的森林,此时关中平原已无森林,只能去终南山砍伐,即“拥材为山,攒杵如林”。然而,长安人口增长速度,远超木材的再生能力。唐中后期,长安周边已无大木,只好去南方采伐。

据唐人记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草地、林地等都被开垦成农田。

北宋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一是为应付西北战事,大量屯垦养兵,使西北森林覆盖率下降到8.3%;二是宋代疆域小,为提高生产,鼓励围湖造田,仅黄河中下游即围出2200万顷。

南宋时,“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几何,而所在围田则遍满矣”,黄河中下游分洪能力日渐脆弱。

上古时期,河南森林覆盖率是63%,南北朝降为25%-33%,唐代降到20%,北宋末只剩约14.2%。山东更惨,唐末便已降到1.3%。

据学者邱云飞统计,两宋320年,共发生628次水灾,平均0.51年一次。河南137次,排名第一,高于浙江(131次)、江苏(81次)等省。北宋168年间,黄河从澶州(濮阳市区西南)决溢竟达18次。

棚民入山 刀耕火种

宋代以后,河南灾情益重,且水旱交替。从14世纪到19世纪,600年间大旱100次、特大旱9次;大水灾124次,特大水灾9次。即六年一大旱、五年一大水;每代人(60年)都会赶上特大旱灾、特大水灾各一次。

蒙古攻开封时,扒开黄河,金国2年后即亡。元朝时,黄河几乎年年决口,1531年,为治理黄河,引发红巾军起义。10年后,元朝亦亡。

明代时,河南境内共发生水灾538次(时间距今较近,史料记载更详),明孝宗在位18年,13年河南有大水灾。一是支流变道频繁,二是此时黄河上游已无森林,省内森林覆盖率也降到6.3%,“嵩、少之间,平麓上至绝顶,樵伐无遗”。

即使如此,仍有大量棚民入山,刀耕火种。山地无主,随着美洲植物玉米传入中国,它生长期短,适合山地种植,以致嵩山周边“万垒千重,林深箐密,其中荛灰炭、砍木植、采木耳、刨药材之人,又皆棚居穴处”。

清代初期,河南森林覆盖率低至0.6%,成了“中州少山木,即嵩、岳二室,仅寺观中老树数十株而已。其连峰叠皆童也”。

清政府也曾治理,严禁河南省境内冶炼、开矿等业乱伐树木,但到嘉庆时,入山棚民仍多,“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

防灾害的担子不轻

清朝不禁棚民,因落入恶性循环中:人口增加—粮食不足—入山垦田—破坏环境—灾害加剧—粮食更不足。

据学者刘旭东钩沉,顺治十八年(1661),河南人口仅91万余人,耕地3800万亩,人均41.76亩;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人口1600余万人,耕地7300余万亩,人均耕地4.56亩。

百年时间,河南人均土地大致只有当初的十分之一。新增土地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乾隆只好下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甚至提出“旧河淤垫处所俱成沃壤,是涸出之地,小民即可乘时耕种,毋庸复还故道”。

乾隆中后期,河南水灾严重,好在乾隆用人得当,且国力较强,清政府又对“截漕济民”态度开放,地方官员有时先截后奏。不过,清朝高度重视漕路安全,所以黄河水灾都在南岸,北岸堤坝稳固。

清政府高度重视河工,投入巨大,在沿岸配置了“河标”“河营”,赈济工作也比历代做得好,但未积极修复生态环境,水灾反而越来越严重。整个清代,河南境内发生较大及特大水灾62次,每4.4年便有一次。

随着河南森林覆盖率恢复到20%以上,黄河上游生态环境改善,河南水灾发生几率显著下降,但从宋元经验看,进入“中世暖期”后,年降水量相差可达数倍,每1.26年便发生一次水灾,与旱灾频率相当。既要防水,又要防旱,河南的担子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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