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技术陷阱”是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思考、提出的概念。

从经济发展比较来看，虽然中国GDP总量很大，但是我国的人均GDP比起发达国家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只有12000美元(截至2022年底)，即使同日本、亚洲四小龙比较，也还有差距。前些年，我们学术界和政策界热议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类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们今后需要高质量的发展，什么才是高质量的发展？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高质量的主要来源分两个部分，一是技术创新；二是体制创新。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均是以技术为核心发展的。这不是说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新技术出现了，万事都可解决。但这并不是必然。按马克思的理论，技术是经济的一部分。既然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就要配合体制一起创新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当一种新的技术出现以后，就会影响到上层建筑，从而促使体制创新；另一方面，体制也会影响技术的应用或者发明。因此，不能光靠技术进步，而是技术和体制都要进步。但技术是基础，体制可以推动或者阻碍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中等技术”中的“技术”，从广义来说是指技术在经济发展和触动整个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当代，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传播技术出现，已经对当前西方的民粹主义和选举政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是技术现代化的先驱。内森·罗森堡和 L.E. 小伯泽尔写了一本书叫《西方致富之路》总结得很好，还是非常客观的，建议大家去看看。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建议大家看看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报告。人类的文明进程在工业化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尽管中国宋朝时期也有较大的技术突破，但这没有普遍性和可持续性。而西方的技术进步一般是在进步，尽管断断续续、起起伏伏，但整体还是持续提升中，技术没有倒退过。自从西方开启近代工业化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的技术水平一直处在领先的水平。

今天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对我们“卡脖子”和系统脱钩，主要是要维持它的技术霸权。

我与一些科学家、企业家初步讨论过，今天中国的技术现状还处在中等技术水平。零零星星地，中国在一些领域还比较突出，比如航空、军工、人工智能等领域。但是这些领域还缺乏普遍性，甚至还难以转化成以民生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活动。

几年前，工信部前部长苗圩说，就制造业而言，美国是第一梯队；日本、欧洲是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

尽管我们在一些领域例如互联网、新能源车、人工智能等是最有希望跟美国竞争的，因为我们有一些优势，但实际上即使在这些领域，我们也还有差距。

了解了中国技术的现状以后，我们就清楚广州成立产业投资母基金的重大意义了。产业基金就是为了解决基础科研与应用技术转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

产业基金如何实现这一使命呢？第一，绘制世界产业地图。第二，利用大数据等工具，预测未来产业发展。第三，和大学合作，投资基础科研。第四，探索中国自己的风投体系。第五，投资于新兴产业。第六，克服行政体制短板，超越短期利益。第七，形成产业基金的广州模式，可复制，可推广，可辐射。

(本文为郑永年教授于2月18日在广州产业投资母基金、广州创新投资母基金和广州产业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经作者授权发布。略有删节。)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