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博士齐俊桐辞去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工作到天津创业，他期待能推动中国的无人机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
当时，他广发英雄帖，渴望招募一群志同道合的技术牛人，一起攻下无人机智能集群控制技术的难关，可翻遍手中拿到的简历，符合条件的人寥寥无几。
那时候，中国的智能科技产业基本都集中在北京和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各路人才争相涌向产业聚集的高地。齐俊桐清楚，当时其他地方的智能制造产业还没发展起来，“人家如果冲你这一家公司来了，很担心会陷入孤岛，将来跳槽也很难。”
而这两年，智能制造产业逐渐在天津形成规模，加之当地推出广揽人才的“海河英才计划”，让越来越多的中高端人才把目光汇聚过来。“一批来自各地的中高端人才都来了。”齐俊桐说。
“十三五”期间，青年人才在中国各大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变得更加通畅，人才流动的“中梗阻”在一点点被打通。
公安部数据显示，1亿人在城市落户的目标已提前完成。而随着人才活力被进一步激发，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给年轻人创造更多机遇。
从国家层面，各类城市的落户政策在逐步放开，从过去“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转向“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
各地方政府更是求贤若渴。随着各大城市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新增就业岗位多、人才需求量大，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已成为各地主政者的共识。
以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牵引人才流动，成为近几年来的重要趋势。目前，我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已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也全面放宽。南京、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特大城市纷纷推出一揽子“抢人”政策，全面放开了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群体落户政策。
近期，北京和上海的落户政策也颇受关注：上海明确复旦等4所名校的应届毕业生可以直接落户;北京提高了积分落户的透明度，落户新政实施第一年，有6032人获得了落户资格。
地方政府争相推出人才新政，支持大学生落户，归根究底是城市发展观念的转变，即从过去的“重物轻人”，转为重视人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驱动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侠认为，从过去5年中国城市之间各项指标的综合实力排名看，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城市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人才”。
在他看来，几年前一部分城市抢先下手，主动降低人才落户的门槛，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安家落户，如今已经享受到人才红利，“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中部崛起现象，其中人才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从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谢雷涛曾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去年他回到国内，在此前工作公司的中国总部成都落户了。
谢雷涛本科就读于北京，感受过那里追梦的压力，对他而言，成都这座城市的慢节奏和美食似乎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成都高新区聚集了一批集成电路产业，让他找到了事业上大展拳脚的方向。
据统计，成都自2017年7月推出人才新政12条以来，截至今年10月24日，全市累计落户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人才、技能人才超过39万人。
24岁那年辞去山东公务员“铁饭碗”投入互联网创业大潮时，巩书凯面对的是质疑和压力。而随后几年，他创立的互联网文化创意公司迎头赶上了工业互联网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全国多个城市快速布局，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年轻人。
这家公司员工平均年龄26岁，巩书凯感受到，随着近年来户籍制度的一再松绑，城市之间医疗健康、社保等公共服务逐渐实现无缝对接，大学生对户口问题似乎并不像前辈那么在意，“年轻人的束缚少了，选择多了”。
在强劲的人才政策之下，一些城市的确迎来了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近3年，西安和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百万，成都、长沙、重庆、成都、郑州等“新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超过60万。
与过去不同的是，“新一线”城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第三方专业机构麦可思公布的《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本科毕业生选择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2%上升到2019届的26%，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6%下降至2019届的20%。
在主要的“新一线”城市中，2017-2019届外省籍本科毕业生在杭州就业的占比最高，其次为天津、苏州，均超过一线城市中的广州。
经济学专业的大四学生王美宁对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对她和身边很多同学而言，面对各地对应届毕业生抛出的橄榄枝，“比起短期的补贴，可能我们会更看重这个地方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
如何把引来的人才留住，更加考验城市社会的软硬环境。李侠期待，各大城市在向人才敞开怀抱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助于人才流动的市场机制，以及为人才干事创业营造富有活力的机制体制。
当然，近年来各城市出现“抢人”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供不应求。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我国目前的结构现状来看，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和经济布局、产业集聚还不够协调，产教融合的程度也还不够紧密，存在着结构性就业矛盾等问题，这意味着，还需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为推进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人才等要素合理流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