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会视频会议并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易纲同时表示，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消费、内需驱动，这是非常健康的趋势，未来还会持续下去;另外一个趋势显示，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开始略有下降，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证明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消费。

笔者认为，从易纲行长所强调的中国货币政策导向和经济结构健康态势，可以体会到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中国经济宏观政策负责任、可预期、有成效，且调度有序的“弦外之音”。

首先，中国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保障，也是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持。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2020年有力应对疫情并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货币政策不仅对我国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会通过其对于中国产能、中国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向世界经济传导支持力量。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保持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非常必要，既向世界经济展示其实现“动平衡”的能力，也展示其可预期的方面。

其次，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与实现“动平衡”可谓是“硬币的两面”，彼此依靠又对立统一。

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稳健基调，可谓态度鲜明。“稳”所谋求的实际上是总量方面，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方面，精准滴灌并支持重点领域;开放方面，利率汇率改革稳步推进。

“动平衡”的核心因子是经济复苏和避免风险，因此，变量主要在于经济复苏的进度、对于风险的预防和应对。实际上，“动平衡”恰恰体现了“为稳而动”“为预防风险而动”“为政策真正转化为实效而动”。

此外，易纲行长关于“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的表述，也表达了与“稳字当头”和“动平衡”组合相似的含义。

第三，从消费端、储蓄端变化，检测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务实性。

笔者注意到，易纲行长提到了两个健康的趋势，分别是经济对消费依赖度增加和储蓄率有所下降，且这两个趋势相互关联。去年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消费，成为动辄触发逾10个部门协同发力的政策领域，因此对其依赖度提升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效果的水到渠成。

储蓄率适度下降，则可能有两种成因，其一，消费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其二，直接投融资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对于两者，笔者均乐见其成。第一个原因意味着消费力提升，也折射出“六稳”“六保”成效明显;第二个原因则显示出资本市场强化枢纽功能，引导投融资更高效的对接。可以说，无论哪种成因，对于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增长都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