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敞的车间里，十几米长的印钞机隆隆作响。纸张，刷刷地被吞入，又被吐出。洁白的底色上，国徽、毛主席头像、中国人民银行等字样和图案渐次显现出来……

口袋里放着放大镜，刘惠春穿梭在这些“庞然大物”中间，看看这里的线条有没有漏，看看那里的花色匀不匀称——这十几米的距离，他走了30多年。

这里是北京印钞有限公司。每天，一张张“国家名片”就是从这里诞生，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名角儿。

30多年来，印钞机不断发展，更新升级，刘惠春也在与设备的相处中一路成长，“作品”不断涌现：除了人民币之外，奥运纪念钞、航天纪念钞、人民币发行70周年纪念钞……一系列钞币背后都凝结着他和团队的付出。

一连串的荣誉是最好的见证：印钞造币行业首位也是唯一的行业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2020年11月，他还收获了人生的最高荣誉，成为全国劳动模范。

然而，这并不是终点。

知天命之年，刘惠春又跨入了一个全新领域，开始参与更为基础的研究与设计，将多年的生产经验融入新产品研发中。他内心的期待很朴实，“希望自己的兢兢业业无愧于印钞造币这个光荣的行业”。

12年，从伙计到机长

“这些机器我都开过!”一进凹印车间，刘惠春像回了家，话也多了起来，指着与自己并肩作战30多年的“战友”跟记者解释起来。

一枚钞票的印刷要经过胶印、凹印、丝网印等多个环节。其中，凹印是人民币印刷的核心工序。所谓“凹印”是指凹版印刷，通俗来说，就是加以适当的压力，把油墨从凹面内挤压到被印刷物上的一种印刷方式。经过这道工序，人民币就有了更加饱满和立体的层次感。

在北钞公司，要说有谁能把所有凹印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刘惠春绝对是第一人选，“设备有了问题，他就知道问题大概是出在哪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是工友们的一致评价。

练就这手绝活儿，刘惠春花了小半辈子。

他至今还记得第一眼见到这些大家伙时的震撼。时间回到1985年，刘惠春还是北京印钞厂技校的一名学生。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为找一份稳定工作的初衷已经渐渐被印钞这份职业的神秘和荣光所替代。实习进车间，刘惠春第一次见到了老师口中“零件数量跟飞机一样多”的凹印机：那么大的个头，那么复杂的结构，一下子把刘惠春给镇住了，更让刘惠春心生敬畏的，是一旁从容不迫的领机师傅。他当时就立下志向，“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一名领机师傅，把这个大家伙驯得服服帖帖。”从此，轰轰的机鸣声，在刘惠春耳朵里成了最美的旋律。

然而，一台凹印机上有多个岗位，从一名实习学生到成为一名领机，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88年，刘惠春从学校毕业后正式上岗，迎接他的是最初级的“垛纸”岗。印钞行话里的“垛纸”，指的是将纸张抖松、抖平整，然后放入机器的过程，一抖一松间，便可以人为消除静电，让纸张能在机器里不卡壳地“跑”起来，顺利进入下一道工序。看起来很简单，干起来却不容易。一摞钞纸250张，着实不轻，把这一摞钞纸立起来，手腕要使劲儿，还得使巧劲儿，才能让空气均匀进入纸缝;纸张立起之后还要再码齐，平放进机器——这样的工作几分钟就要重复一次。

不过，生活从不辜负有心人。在如此基础的岗位上，刘惠春也能干出彩儿，他暗暗跟其他工友较着劲，“小刘垛的纸走得倍儿顺”成为领机们的共识。“也没什么秘诀，就是得用心。”工作之余，刘惠春也不闲着，给机器擦擦油，去其他岗位上转转，勤快又灵光，领机们都知道“垛纸”上有个机灵的小伙子。

进入公司第五年，刘惠春已经离开“垛纸”，正一个岗位一个岗位向前挪着，眼看离领机的位置越来越近，一项“新事物”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车间新进口了凹印机的色模辊筒雕刻机，需要人手去学习雕刻色模辊筒。这个技术有难度，不好学，平时有些灵气的刘惠春成为领导看中的苗子。

刘惠春有些犹豫。一方面工友们在强力挽留，一起搭帮干活的，知道他干活认真、不惜力气，都舍不得他走，有人劝他，“别走了，离机长不远了，再干个几年，奖金一下子就上去了。到了那边，又都得从零做起。”另一方面，他有些没谱，就像有人劝他的，“这个技术特别难，不容易学会，去了也是白耽误工夫。”

几经思考，刘惠春还是向距离一步之遥的机长岗位告了别，从凹印机的老师傅成为一名制辊的新学徒。对此，他有自己的考虑，色模辊筒是凹印机的一个重要备件，之前的人说难、不好做，可能是因为不了解生产的实际需要，他从一线过去，更懂机器，自然也能制作出更好使的备件。

事实果然如他所料。到了新岗位，他学得很快，做的辊子，机台反应也很好。

没多久，这一工艺被新的技术取代。刘惠春继续待在制辊车间，参与凹印机另一零部件的制作，一待又是好几年。后来，新来的车间主任认为“年轻人要到机台一线”，刘惠春才得以重新回到机台，成为一名副机长。

让工友们惊讶的是，四五年没在印钞机上干过，一回来，刘惠春机器开得却更好了——由于对备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刘惠春总能给设备找到合适的参数，机器开得就更顺，物耗自然也就减少了，他所在机台的各项指标总是名列前茅。

因此，印制国内第一张塑料钞——迎接新世纪纪念钞的任务，也就自然而然地交到了刘惠春所在的机台上。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它的发行，结束了中国没有人民币塑料钞票的历史，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设计、印制塑料钞票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开先河的工作不好干。这项工作给刘惠春提出了与纸张印刷完全不同的技术要求：基材容易卷曲变形，油墨固着性不够，制版、印刷也都需要通过反复试验……经过一番摸索，一连串的难题接连被攻克，纪念钞任务被出色完成。

1999年，经过多番考验的刘惠春终于当上了凹印机长。

12年，从伙计到机长，他终于把这十几米的凹印机走到了头，尽管过程曲折，但是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

“笨功夫”成就驯机专家

当上机长，并不意味着就已经完全驾驭了印钞机，要让机器跟自己默契配合，还要做个有心人，下一番“笨功夫”。

当学徒的时候，老师傅就跟刘惠春说，“‘熟练操作’这四个字，就是把笨功夫做到家。”这句话，刘惠春记在心里，从来不敢忘。那时，他每天都要提前半小时来到车间，不管多忙，基本的检查、保养，一个都不能少。一个新操作，跟着师傅反反复复练习，直到熟透为止;遇到问题，不弄个明白，就不让师傅下班。一天的生产结束了，刘惠春还要留下来，把机台收拾干净利落，把设备参数认认真真记在本上。

“这就是开好印钞机的捷径——足够长的时间、足够的熟练。”刘惠春总结道。

当了机长，岗位变了，这个习惯却刻在了骨子里。

一旦遇到问题，弄不明白他不会下班;一个毛病，他能从天黑琢磨到天亮。周末，常常是机器歇了他也不歇，在他看来，“这是逐台排查设备参数的好时机。”在信息化还未在印钞设备上大规模普及的年代，刘惠春就用这种笨办法，完成了“大数据积累”。这些经验为很多新品的开发和前期试验，提供了宝贵的对比数据和参考依据。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积累，在遇到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印品质量不理想时，刘惠春总能比其他人更快、更准地找出症结;有些专业维修人员解决不了的设备问题，他也能手到擒来。比如，当维修人员找不到症结所在的时候，刘惠春却能精准定位，是磨损的螺丝干扰了活塞闭合;也是他发现了凹印机“链道缺油”的秘密，凹印机是由电机驱动油杯为链道加油，有时候“缺油”的背后，其实是电池极性接反了，导致电机无法工作;通过调整墨斗的出墨量和印版的垫层，刘惠春一举解决了新产品清晰度不达标的问题。这些触类旁通的悟性，都离不开他深厚的“笨功夫”。

2002年，公司里有一台作废率很高的“老大难”。在当时，修理这台机器的时间比开机时间都长，在他们的行话里，这台机器根本“开不开”。刘惠春只身前往，带着原来机台的伙计，一边生产一边排除故障。一个月，机器就大幅降废;第三个月，机器已经开得又快又顺。

从此，刘惠春出名了。

他频繁地被从“驯好”的机器上“请”下来，去“调教”问题机。有一段时间，刘惠春还成了“超级替补”。当时，他负责的车间新来了丝网机，而丝网机的生产是间断性的;在不干丝网印刷的时候，哪里需要，他就去哪里，今天当领机，明天可能去垛纸。

在车间干活，收入是跟各项生产指标挂钩的;因此，在不同机器间穿梭的代价就是奖金时多时少。刘惠春却肯于吃亏，在他看来，不是谁都有机会开全部机型。这是拿钱都换不来的历练。

几年下来，刘惠春共在十二台印钞机上当过机长，开过全公司目前所有类型的凹印机。2015年至今，刘惠春还进行了多项设备改造，共为企业节约成本600余万元，其中，仅一项针对凹印机备件的改造，便累计节省600余工时。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驯机专家”。

作为机长，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为产品质量保驾护航——与模板丝毫不差，产品才算达标。而模板，就深深地印在刘惠春的脑子里。只要扫一眼，任何与模板不同的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如今，印钞机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质检工序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比如，摄像头会确保重要工序在监视器上实时可见，大数据算法还能自动判断出产品是否合格，离线检测能为质检进行双重保障。这让刘惠春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光有一股韧劲儿，只在操作熟练度上下功夫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业余时间，他参加了印刷工程和计算机应用的学习，进一步把设备的运行原理吃透，完成知识储备。

尽管设备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刘惠春依然放大镜不离手。毕竟，再精密的机器也比不上一双机敏的眼睛和一颗负责任的心。

为“国家名片”增光添彩

2015年，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一亮相，其光彩光变的数字100就成了热点——在不同角度下，数字100能呈现出不同的光芒和色彩。这一效果的实现缘于丝网漏印和光彩光变油墨技术的成功上马，而刘惠春正是行业内掌握该技术的第一人。

这项技术在人民币上的落地跨越了十几年。那是2002年，行业内第一台丝网机落户北钞，学习丝网印的任务就落在了刘惠春身上。又是首个“吃螃蟹”的人，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他不仅要学会，还要在全公司乃至全行业推广。

这个机会，让刘惠春高兴，但也有些为难。那时，儿子刚出生十几天，他还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中，人生似乎没有什么比守护新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经过考虑，刘惠春还是接下了这个重担。“让我去，就是信任我!”14天的培训时间，刘惠春几乎没离开过培训中心。“全行业就派了我一个人，要是学不会，回来没法跟大家交代。”每天抓紧学，不懂就问，高强度的学习让他在短时间里摸出了门道，对丝网机运行的原理和操作方法了然于胸。

然而，理论和实践还隔着不短的路。新生事物要真正上手，磕磕绊绊不可避免。

在行业内，这项技术最先用在了某产品的生产上。刘惠春发现，在实际操作时，纸张在丝网机上的固定是个问题;原来，在纸张的固定区里，机器没有开孔，无法被吸住的纸张就会发生抖动，印刷效果自然受到极大影响。于是，胆大心细的刘惠春干脆在这外来的大家伙上打洞穿孔，问题迎刃而解。伴随着这项技术在越来越多币种上的落地，类似的本土化改造也越来越多。后来，这项日臻成熟的技术应用于人民币的生产中，“国家名片”的光泽度、细腻感和防伪性也因之更上一层楼。

如今，每次看到车间那台丝网机，刘惠春总会有很多感慨，那台机器跟自己儿子一般大，但扪心自问，他跟机器在一起的时间可比跟儿子在一起的时间长多了。

儿女情长的细腻情感被他藏在了心里，他身上还有更重要的使命。比如，为印制事业培养更多人才。于是，他编写教材，把在操作中总结出的经验和技巧，拍成教学视频片。他还签约带徒弟，已经带出了四个优秀技师机长，其中，徒弟翁晓东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从刚毕业的学徒成长为新接线凹印机机长，成为北钞公司最年轻的大学生凹印机长。北钞公司也为刘惠春不断搭建平台，成立了刘惠春劳模创新工作室，让他为企业发挥更多的光和热。

不仅在北钞，在印钞造币行业内，刘惠春也为人才的培养积极做着贡献。兄弟企业遇到问题，常常点名让他去帮忙。赶上生产特别紧张的时候，他下了班连工服都来不及换，就坐上高铁，连夜赶去解决;第二天再坐最早一班高铁回来。一千多公里的路程，经常是24小时一个往返。刘惠春的愿望很朴实，作为一名常年“长”在印钞机上的人，他特别明白设备有了故障时大家内心的焦灼。如果赶上周末，他还会给兄弟企业做个培训，让自己的手艺真正在行业内开花结果。

荣誉加身，深感自豪幸福的同时，刘惠春也备受鞭策。他始终记得自己身上的使命：忠诚印制，为国造币。

(本报记者 牛伟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