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什么压力比做一名残疾儿童的家长更大了。

家住深圳市的戴女士育有一个患自闭症的儿子，尽管孩子具有初步的认知能力，但和普通的学龄儿童相比，交流能力、自理能力还是有很大差别。用她的话说，儿子是她“终其一生都要背起的担子”。

今年9月，这个担子“被减轻了一半”，家门口的小学愿意接收这个男孩随班就读，他可以和所有适龄儿童一起入学。得知这个消息，戴女士心头不由一松：“我知道长路漫漫，但是这有希望的一大步迈出去了，就是最大的欣慰。”

这也许是改变一个残疾儿童人生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国残疾儿童教育跨出的一大步。今年6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残疾儿童和每一个学龄儿童一起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告诉记者，近年来，教育部指导各地通过特殊教育学校就读、普通学校就读、送教上门及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落实“一人一案”，精准做好教育安置，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稳步提高，达到95%以上。

随班就读：“我们不会把特殊儿童当作‘特殊’对象”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学是当地比较知名的“优质资源学校”，从创建之初开始，这所学校就致力于面向学区内所有适龄儿童，提供融合教育。“只要符合上学条件，就应收尽收。”校长黄权告诉记者。

从2013年第一批孩子入学，已经过去了7年。“我们的教师不是‘教书匠’，不是简单的教授知识，而是要教会同学们‘包容大爱’。我们希望残疾儿童少年有融入社会的能力，希望普通儿童能在帮助同学的过程中养成接纳包容的品质，达到各方面能力的综合提升。”黄权说。

融合教育是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一起成长的教育，从2013年开始，50%左右的残疾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学习成长，7年来，这个数字始终保持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顾定倩认为，这是《意见》给全社会带来的信号，“普通学校已经成为接收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入学的主要力量。”

走进校园，只是第一步。黄权告诉记者，他们依托福州教育学院的专业研究人员为每个孩子进行初步评估，上午随大班学习，下午上音、体、美等课程，建立和同伴之间的关系。“残疾儿童少年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未来还要融入社会成长。对于这些孩子，能融合的全面融合，有需要个训的就个别训练。我们每个班级的老师，都有AB两套教案，A教案针对普通儿童，B教案针对特殊儿童。”黄权说。

当然，他们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也许是融合教育的普通学校遇到的“共性困难”。“进入学校之后，每个人都要有整体的观念。不仅老师需要育人，学校生活中遇到的工友、阿姨等，都要承担起育人的职责。接纳残疾儿童，不只是老师接纳，全学校都要接纳。”黄权告诉记者。

只有拥有“整体观念”，同班同学才会在冲突中有更多包容，同学家长才会在冲突后有更多体谅。“我们不会把残疾儿童当作‘特殊’对象，我们强调的是整个班级的提升，而不是残疾儿童怎么培养教育，不过分关注，只按需培养，对他们来说才是更好更合适的教育。”

特教学校：“只要孩子被送到学校来，就做到0拒绝”

并不是所有的适龄残疾少年都适合普通小学，一些重度听力障碍、视力障碍和一部分中度到重度心智障碍的孩子需要去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专业教育。同样，在特殊教育领域，这也是今年的一步跨越——实现30万人口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江西省信丰县特殊教育学校，就专门招收“听力障碍”和“心智障碍”的孩子。在这所学校，有29名教师，114名在校生，加上工勤人员，生师比可以达到1:3。校长黄红艳告诉记者，只要家长愿意接送孩子，只要孩子被送到学校来，我们就要做到“0拒绝”。

“每一个地方的特殊教育学校，都是当地的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我们也不例外。除了自己学校的教学任务，我们还承担着为普通学校提供教师培训和巡回指导的任务。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比例升高后，普通学校教师对于残疾儿童教育上的难点我们都会给予指导。一些重度障碍同时伴有多种疾病的儿童，无法走出家门，我们会和普通学校一起提供送教上门的工作。”黄红艳说。

随班就读、特殊教育学校、送教上门，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是为了残疾儿童能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

有这样一组数字，可以窥见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特教学校2192所，比2013年增加259所，增长约13.4%;在校生79.5万人，比2013年增加42.6万人，增长约115.9%。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约达95%，残疾人接受学前教育、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扩大。

特殊教育：教师后续培训资源短缺问题亟待关注

在特殊教育领域，还有哪些困难待解?在普通学校，黄权的心声是，希望有更多教师培训的机会。“每一个残疾儿童都有自己的特点，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逐个案例去剖析，帮助教师备课。尽管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都有合作，但是后续的教师培训还需要更多指导。一些教师接触这方面的知识较少，存在一定的职业焦虑。”黄权说。

后续的师资培训，也同样是黄红艳心头最重要的事。7年前，从普通学校转来刚成为一名特教教师的时候，她最焦虑的也是备课资源少，成长空间有限。“在普通学校，我想教好一课，从网络上搜索，能有很多优质资源，甚至优质课比赛实录、教师点评应有尽有。特殊教育备课资源少，案例的可推广性小，大多数情况下依靠的是教师本人的职业经验，这让我们在后期提升上有一定困难。”黄红艳告诉记者。

成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除了学科知识要懂，康复知识也要懂，除了教生活适应、生活语文、生活英语，还有基本的护理常识。“教师的成就感大多数来自学生学会知识后的职业自豪和满足，在特殊教育行业，我们收获这份满足十分困难，在评职称方面，我们也很难拿出像普通学校教师那样像样的成绩。”黄红艳希望，能有更多提升特殊教育教师自豪感的空间。“普通学校的教师有职业技能、优质课的比赛，我们特殊教育同样需要这类同行交流，一方面能提升荣誉感，另一方面交流经验，共同成长。”黄红艳说。除了师资培训上面临的困难，黄红艳谈道;“我们作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我们希望培训能进一步系统化，需要有专门的编制解决人员短缺的问题。”在特殊教育人才培养上，黄红艳希望师范大学在教法技能培训的同时，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让老师留得住、用得好。

吕玉刚告诉记者，教师们的心声都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同时，他还谈到正在开展的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20—2025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的重要要求，加大政策、资金、项目对特殊教育的倾斜，进一步完善特殊教育工作机制，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残疾学生资助水平，保障残疾儿童少年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