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因为它关系到究竟什么药可以进医保、药价是多少。我们知道，看病贵和药价虚高有很大的关系，挤干药价的水分、让药品价格降下来才能够减轻病人的负担，同时，对医保基金这个大盘子来说，也需要通过谈判，用好有限的资金吸纳更多的好药、新药。2020年是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实行企业申报制后的第一次全面调整，也是连续第四年进行医保目录谈判。和前几次相比，这次谈判的药品更多，有162种，谈判的成功率更高，达到了73.46%，谈判成功的119种药品平均降价50.64%。谈判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呢?焦点访谈记者进行了跟拍。

12月16日，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谈判小组，针对 PD-1和PD-L1单抗类药物价格进行了一场谈判。作为抗肿瘤治疗的新药，PD-1和PD-L1单抗类药物，是此次价格谈判中最受关注的品种之一。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孟昭说：“PD-1和PD-L1单抗是新兴免疫治疗，比既往的药物疗效持续的时间都要长，病人的生存期能够明显延长，所以这个药物在治疗肿瘤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很多肿瘤患者来说，PD-1和PD-L1单抗类药物是新药，也是救命救急的好药。把临床急需、安全有效的好药纳入医保，是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主要原则，但是，要进医保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价格。以卡瑞利珠单抗为例，主要适应症范围涵盖了特定的霍奇金淋巴瘤、肝细胞癌、非小细胞肺癌、食管鳞癌，此次谈判前，单支价格19800元。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说：“要考虑到老百姓对于价格的承受能力，以及纳入医保以后医保的承受能力，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

药好，但是价格高是此次参与谈判的162个药品的共同特点。根据规则，企业的最终报价绝对不能超过医保方提前测算出的医保支付标准的底价。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蒋成嘉说：“就是专家谈判的时候，谈判组专家手上密封的信封，在最后的时候当着企业打开的那张纸。”

这个在谈判期间才能打开的底价，是医保方谈判的底牌，也是医药企业报价的“靶心”。那么，这个决定谈判是否能成的关键价格是怎么得来的呢?

确定拟谈判药品后，第一步就是确定价格主要参考基础信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国家医疗保障局一方面是从临床治疗角度出发，请122名临床专家，对162种药品逐一进行评价和打分，并确定参照药品;另一方面，从企业利益角度出发，召开企业见面会，请企业提交关于自己产品的临床证据、价格计算模型等相关数据和信息。第二步：专业价格测算阶段，也是最终的医保基金支付底价形成最关键的阶段。

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胡静林说：“谈判药品测算工作与医药目录准入直接挂钩，可以说涉及到广大参保人的基本用药权益，也事关医保制度的长期稳定运行，也关系到药品生产企业的切身利益。”

事关百姓利益、基金安全、企业发展，合理的价格判定至关重要。国家医保局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了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和12位基金测算的专家，要进行长达十多天的专业测算。

熊先军说：“药物经济学组根据药品病人的获益程度来折算出它的价格，基金测算组根据药品纳入到目录以后对基金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来测算价格。”

病人获益、基金安全，药物经济学和基金测算两组专家，分持两个角度，各自封闭，背对背平行测算、互不干扰。基金有限，但测算专家指出，整个测算追求的绝不是低价，而是突出药品的价值及性价比原则。

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刘国恩说：“它的疗效好、副作用低，这个价值能不能够换取更高的价格，这就是所谓的性价比，而这就需要药物经济学来计算。国家医保局之所以让药物经济学专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考虑到药物之间的比较，不是简单的价格比较。”

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基金测算专家组组长郑杰说：“咱们国家现在确实存在着药品价格虚高的现象，中国有一句老话叫‘钱要花在刀刃上’，要能够保证基金的安全，所谓基金的安全，就是不穿底、不浪费。”

为保证客观公正和清正廉洁，测算专家严禁与药品企业直接接触，那么，在这个环节，企业的正当利益和诉求如何保障呢?

经过一周左右的封闭工作，测算专家对所负责的药品价格形成测算要点和初步结论。此时，测算组组长与国家医保局工作人员分成三组，在三天的时间里，与162个拟谈判药品的企业一对一会面，就相关药品的价格测算进行细致沟通。

根据企业反馈信息，测算专家对底价进一步纠偏调整。最终，药物经济学和基金测算组，各自独立给出162个药品的最终测算价格。

测算出医保基金可承担支付的底价后，进入第三步：药品准入谈判阶段。谈判专家从各地医保部门抽调，对要负责谈判的药品，同样也是随机抽取，也只有在谈判桌上，才能打开此前测算出的底价。

总结一下确定拟谈判药品后的整个流程，第一步：确定价格主要参考基础信息;第二步：专业价格测算;第三步：药品准入谈判。在整个过程中，国家医保局负责制定规则，每个阶段的执行都由相应领域专家完成，可以说，专家的作用至关重要。那么，专家的权限如何制约呢?

熊先军说：“每个程序的专家都不会交叉，不能参加评审组，又参加谈判组，这是不允许的，这样也是避免专家主导整个谈判内容。”

根据规则，每个专家与药品一一对应，三个阶段，专家无一人交叉，从制度设计实现了全流程的去中心化，同时，每个阶段还专门设置与医药企业沟通互动，以此来尽可能实现价格的客观。

12月16日，作为抗肿瘤治疗的新药——PD-1和PD-L1单抗类药物，共有七个品种参与谈判，竞争激烈。按照规则，企业只有两次报价机会，第二次报价距离医保局的底价不能超过15%，超过，谈判就宣告失败。

阿斯利康去年有多个产品经谈判纳入医保，此次谈判中，也有数个产品中标，它面临着这次PD-1和PD-L1单抗类药物的第二次报价。与总部数次电话沟通后，这家企业终于慎重报出了关键的第二轮报价。虽然第二轮报价中靶，但在价格竞争格局激烈的情况下，又经过了一个小时艰辛谈判，数次请示总部，这家企业的报价依然无法达到底价，谈判不得不终止。

此次谈判，PD-1和PD-L1单抗类药物，包括卡瑞利珠单抗在内的3个药品最终入围，涉及病种包括肺癌、肝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种恶性肿瘤，价格平均降幅达到78%左右。

根据医保局公布的数字，此次谈判共162个品种，谈成119个，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风湿免疫、心脑血管、消化等31个临床治疗领域，价格平均下降50.64%。

逢进必谈，是现在新药进入医保目录的原则，但新药要进来，医保基金总盘子有限，并且由于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基金的总盘子并没有太多的增量，那么，如何给新药更多基金空间?就需要在存量上做文章。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直接调出了此前目录中临床价值不高以及药监局批准文号取消的29种药物，还对包括2018年专项肿瘤谈判到期要续约的24种已在目录的药品，再次谈判和降价。

最近几年，每年都要对医保药品目录进行调整，把一些原来需要患者自费支付的新药、好药、特效药纳入医保报销。这次调整后，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总数已经达到了2800种。另外，除了节目中讲述的医保目录准入谈判，国家每年还会组织集中带量采购，采购的既有药品，也有像冠脉支架这样的耗材，既包括医保目录内，也包括目录外。这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通过以量换价的市场机制，引导药品和耗材价格回归合理，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最终让患者看病用药变得更加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