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对囤积居奇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倾向明显的词汇是贬低正常投资，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借口，而政府的手不应伸得太长。现在我要对这种想法做一些修正，在特殊时期，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物品紧缺时，政府的手还真应该伸出去。

现在，伴随着防疫政策调整，退烧药变成了紧缺物品，紧缺导致退烧药的价格上涨，退烧药生产商有动力加班加点，扩大生产能力，使得产量大增，满足下游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商获得比较好的利润水平，消费者最终也会由于退烧药产量增、价格跌而买得起。

这是比较经典的推理路线，也是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因。通过价格变动来调节市场，调动生产商积极性，是市场主义者通常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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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逻辑链条里没有考虑特殊时期普通平民的利益。现在退烧药是必需品，价格上涨对富有者来说不是问题，对穷人来说却增加了负担。而且，这种稀缺品，没有资源的人很难拿到手，如果有一部分投机者囤积居奇，更会增加普通人买入的难度。

退烧药平时不会紧缺，只会在少数情况下出现供应问题，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很多商品有这样的特点，比如火车票在一年的大多数情况都很容易购买，春节就很难买到，春节返乡是国民的刚性需求。这时候如果听任火车票涨价，只有增加到很高的情况下，才会阻挡返乡过年的热情。一票难求，只是让那些不富裕者难以返乡，这种结果挺悲催。如果车票不上涨，就会催生一个黄牛阶层，他们吃掉了紧缺溢价。

春运期间，政府针对黄牛出招：要求凭身份证购票，限制购票数量。这就是对临时短缺的应对之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公允地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旅游旺季的酒店和机票，也是临时短缺，价格上涨非常厉害，但是政府就没有必要介入调控。因为这些是较富裕群体的消费行为，不是普通人的必要消费，这种享乐性消费不建立在挤占其他群体生存资源的基础之上，还有利于二次分配。

前些年不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房屋供不应求，房价飞涨，政府采取了限购措施。在城市中人们生活集中，拥有一个居身之所是必然要求，即使收入再低也要租房。不过居民购房能力差异很大，有钱人可以很容易购置多套房屋，将房价买上去，普通收入者买入一套房已经非常困难。如果任由有钱人购买多套房屋，很容易将房价拉升上去，并提高房租，那些后买房者或者买不起房者变相为其打工。

个体对稀缺资源的占有不能没有限制，因为这会挤压他人的生存空间。居住是一种必然需求，在楼市上，政府限购就是有意义的。

疫情初期的2020年春天，不断传出粮食紧缺的风声，有些人到农贸市场买大包装大米，我当时经过调查发现大米并不紧缺，一百斤大米上涨两块钱是正常情况，如果缺米，米价肯定已经大涨，也会有粮贩、加工厂、居民囤积。那时粮食已经生产完毕，并不紧缺，随时可以供应，政府只要做好合理的疏导，没有必要进行管控。

今年全球粮食问题看似很严重，最后都轻轻化解了。在全球粮食富余的情况下，炒作粮食危机，跟风效应有限。

但是历史上经常有粮食短缺的情况，负责任的政府会减少租税开仓放粮，这时候还要考虑实行统一分配，将有限的粮食用在维持尽可能多的生命上去。正常年份粮食交易要讲你情我愿，尊重买卖者的意见，但此时粮食不仅仅是普通商品，如果有人囤积过多导致其他人饿死，不仅是人道问题，还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粮食价格即使上涨，短期内也无法带来增量，只是分配的手段。

大多数商品买卖都不需要政府伸手，比如红木、花卉、普洱茶、邮票之类，价格再怎么波动也不影响国计民生。

黄牛总是在紧缺中寻找套利机会，比如各种音乐节。这也是正常行为，反映了商品紧缺程度。今年苹果新手机发布，就有很多黄牛将囤积的新苹果砸在手里，这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对此，政府可以袖手旁观。

需要政府伸手调控的情形往往有这个特点：在一个时间段涨价并不能解决供给问题，而只是让更有资源的一方挤占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调控应该以保障整个社会的利益为最大宗旨，尽量照顾普通人的利益。调控应该是短期行为，一旦恢复常态就应退出。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