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俑、水彘蜂、雕鸮、蜮螂长虫、刀齿蝰鱼、痋(音如腾)术、蛊毒、烟瘴……在热播剧《鬼吹灯之云南虫谷》中，种种奇幻场面动人新心魄，不少观众发问：这些都是真的吗?

影视剧是艺术，需要想象与夸张，但不是完全脱离现实。

比如水彘蜂，即蚂蟥，虽吸血，但不会飞，也不会完全钻入人体内，否则它将窒息而死。

再如蜮螂长虫，本名霍氏不死虫，三叠纪(前2.5亿至前2亿年)便已灭绝。

刀齿蝰鱼的原型是蝰鱼，食人鱼的一种，深海才有。

雕鸮是猫头鹰中最大者，对人无害。

活人俑、蛊毒、烟瘴则是传说。有人称秦兵马俑即活人俑，用活人裹泥烧成，否则表情不可能这么生动。这是不懂制作工艺的妄言，在秦俑中未发现活人俑。至于蛊毒、烟瘴等，都是对自然现象的误解。

本来不神秘的东西，可加上神秘的古滇国这个背景，便让人恐惧。

古滇国的记载极少，通过考古，发现它是一个领土较大、文明发达的古国。可它是何人所建、族属为何、后裔何在……至今争议重重。

古滇国似乎是突然冒出来，创造了灿烂文明，又突然消失。它真的带着惊人能量，隐身在虫谷吗?真会有一天，它将重返人间?

《鬼吹灯之云南虫谷》埋的这个“梗”，有点趣味。

一颗金印引发轰动

滇国浑身都是谜，但不诡异。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当时西南地区诸族)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魉结(意为梳着锥髻)，耕田，有邑聚。”这是古文献中最早提到滇国。

滇国最著名的典故，即：“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

汉朝使者又去了夜郞国，夜郎国王问了同一问题，不幸留下成语“夜郎自大”，其实滇王发问在前。

《史记》相关记载仅600字左右，此后《汉书》等径抄。公元前1世纪起，史书中不再提滇国，后代学者怀疑：可能并无滇国，它只是夜郞国的别名，司马迁误记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滇国太小，文化不发达，没有记录价值。

上世纪四十年代，昆明花鸟市场上出现一批出土的青铜兵器，形制精美，与中原样式迥异，部分被大英博物馆购走。直到1951年，始知这些兵器出自晋宁县小梁王山一带(今属昆明市晋宁区)。1956年，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滇王之印”金印，引起轰动，它证明了《史记》记载可信。

此后，考古学者又在李家山、学山、抚仙湖等多处有重大发现，出土青铜器上万件，彼此相近，说明来自同一文化圈，且该文化圈面积甚广。在滇国特有的青铜器——贮贝器(相当于存钱罐)的盖上，多有青铜铸像，造型生动、工艺复杂，至今难仿造。

能做出这么精美的青铜器的古国，究竟从哪来?

据《史记》称，战国时楚威王派将军庄蹻(通“跷”)沿长江而上，攻打巴、蜀、黔等地。庄蹻一直打到滇池，因秦军切断归路，只好自立为王，建了滇国，此即“庄蹻王滇”，则随他入滇的应以巴蜀的氐羌人为主。

《鬼吹灯之云南虫谷》倾向此说，“献王”(虚构人物，史上并无此人)深通中原阴阳八卦术，似楚巫之续。

这个说法让人惶惑。

一是《史记·游侠列传》也提到了庄蹻，身份是大盗，怎么又成楚国将军了?

二是时间不对。唐代杜佑便质疑，如庄蹻是楚威王所派，则出兵后52年，秦军才占“黔中”(今属湖南省怀化市以南40公里的黔城，不是今天的贵州省)，断其归路。这么长时间，庄蹻为何一直不回楚?

三是当时楚国的国力已衰，在秦国压力下，怎可能派一支大军脱离主战场，去云南略地?

滇国的名字也让人怀疑。

《后汉书》称，滇国之名源于滇池，滇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意思是，滇池乃“颠倒之池”。此说太牵强，谁会自称“颠倒之国”呢?“滇”应是当地民族用语，彝语称高山中平地为“滇”，汉语有时记作“甸”。

幸运的是，出土青铜器上多铸有人物，从服装、发式中，可大体推断出族属——滇国人喜椎髻，与史书中“自夜郎、滇池、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相合。椎髻是彝族自古就有的发式，滇国人应不是氐羌人，更可能是古彝人。

滇人老家在中亚?

学者戴宗品在深入研究青铜铸人后，提出惊人观点：滇国也可能是“塞人”建立的国家。

塞人与西方典籍中记录的斯基泰人音近。斯基泰是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国家，其民善骑射，曾横扫亚欧，毁灭了许多农耕强国。戴宗品发现，古滇国青铜贮贝器盖上所铸人物，有许多是骑兵，一手控马，一手持长矛，系斯基泰人的标准战法。斯基泰人崇尚黄金，古滇国铜人有不少被镀金，以示是首领。

从葬俗看，古滇国墓地无封土，上置大石为标记，与中亚草原在墓上置鹿石(形近长方形石碑，最上端刻一圆圈，稍下刻直线或点线纹，线下是鸟喙状鹿群，鹿头向圆圈作飞翔状)近似。

戴宗品认为，斯基泰人向东方扩张时，正遇上强大的秦国，无法突破，只好绕道西南，建立了滇国。这里有丰富的铜矿，可冶炼大型青铜器。三星堆文明可能也是斯基泰人创造的。

戴宗品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在古滇国的出土文物中，有翼虎银带扣，翼虎即有翅膀的老虎，应是神兽格里芬。格里芬是斯基泰人的崇拜物，分鹿形、狮形和鹰形三种。鹿形的角非常繁复，狮形是有翼狮，鹰形是鹰头狮身，即狮鹫。

格里芬西传时，以鹰形为主，今萨博汽车车标、热那亚足球队队徽即狮鹫。格里芬东传时，则以狮形为主，古代衙门前的石狮子、古人墓前的辟邪兽应是其变形。

古滇国青铜器制造技艺惊人，且擅马战，即使不是来自中亚，也肯定受到了中亚影响。

最早发明了马镫?

学者张增祺发现，在古滇国青铜贮贝器盖所铸人物中，一鎏金骑马将军双脚赤裸，两个大脚趾各套一绳圈，很可能是早期马镫。

目前文物中所见马镫，出现在长沙出土的一匹晋代陶马上，是西晋永宁二年(302年)之物，比古滇国晚400年。早期马镫主要是为了方便上马，可大大节省训练时间，初期多用绳圈式马镫，至今西南地区仍见。只套大脚趾可能是绳圈式马镫的最初版，可它难借力且不安全，故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滇国境内多山，骑马出行不易，刺激了马镫的发明。从出土文物看，古滇国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有攀胸、后鞦的马鞍。攀胸即捆在马胸口的宽带，后鞦即捆在马臀的宽带，都能稳定马鞍。它们和绳圈式马镫一样，提高了在山区骑马的安全性。

秦末战乱，中原与古滇国失去联系。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王国，古希腊人在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建立的政权)时，见邛竹杖、蜀布”，得知还有一条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起于四川，经云南入缅甸、泰国，到达印度，再从印度到中亚和欧洲的地中海。

在张骞极力建议下，汉武帝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意思是当时滇王尝羌派10多批人探路，都被昆明国挡住。可见，此时滇国与汉朝已建立密切关系。

滇人被卖 巴蜀殷富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开始武力征服西南夷。前109年，滇国“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遂封滇国国君为王，并赐“滇王之印”，同时建益州，滇国成益州太守与滇王共治。

前86年，益州民变(廉头、姑缯两族)，很快被平息。3年后，益州再乱(姑缯族造反)，第二年才被击败，“斩首捕虏五万人，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音如猎，意为等同)中国”。

滇国以富著称。建益州时，便“得牛马羊属三十万”，且产著名的“滇池驹”，号称“池中有神马，后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这种马身形小却健壮，东汉政府曾在益州郡设“万岁苑”，专门养马。

汉朝重视滇国，滇人造反，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遭蜀人掠夺。汉初，“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筰都县产的马，筰都县今属四川汉源)、僰僮、髦牛(即牦牛)，以此巴蜀殷富”，僰僮即僰人(可能就是滇国人)的小男孩，卖为奴隶，除了僰僮，还有僰婢。

其二，税负过重。汉代重农，田赋仅“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但口赋每年一算(120钱)，商人和奴婢加倍，此外有盐铁税、市租、献费等，成年男子需服力役一年、兵役两年，滇人不满。

可能因后一次叛乱失败，滇国被取消，从封王到灭国，仅27年。至于此前国祚多长，说法不一，如以“庄蹻王滇”算，大概是200多年，也有学者认为持续了500年。

造蛊术是编出来的

滇国并不神秘，为什么许多人一提起它，就想起蛊毒、烟瘴之类呢?

蛊本是中原文明创造的一个概念，在甲骨文中已有蛊字，体现出对疾病的认识。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古人敏锐地发现：疾病与饮食不卫生有关(当时80%的死亡率来自消化道疾病)，便想象许多“小虫”被放在盘中，造出蛊字。汉代时引申出“巫蛊”，即用黑巫术调动虚拟小虫去伤人。

早期“巫蛊”用桐木人偶施法，因棺材多桐木。魏晋时，才形成“虫蛊”的概念。晋朝干宝在《搜神记》中最早提出，可养虫为蛊，这是传统道教与佛教合流的结果。陶渊明在《搜神后记》中记一昙游道人，“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原来他吃饭前必念咒，盘中便跑出两只一尺多长的蜈蚣，饭菜即无毒。

隋代才有造蛊术之说：将多种毒虫放在一起，最后活下来的便是蛊。

隋代大量北方人口进入江南，引发地域冲突，北人遂污江南人造蛊。到了唐代，此说更盛行，少数江南人为吓唬北方人，也自称会造蛊。到了宋代，又派生出金蚕蛊、蛇蛊、蜈蚣蛊、蛤蟆蛊等说法。

从生物学看，制蛊术违背了科学原理，但古代文人无实验意识。自己愚昧也罢，还要传谣，为了让听者无法对证，特别喜欢拿边缘地区举例。于是，大家都不熟悉的古滇国被扣上黑锅。古滇国气候多样，动植物资源丰富，外来者也易产生怪异、神秘的刻板印象。

其实，古滇国灭亡时，造蛊术这个概念都还没编出来呢。

(原标题：造蛊术和古滇国不沾边?)

(作者：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