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俑、水彘蜂、雕鸮、蜮螂长虫、刀齿蝰鱼、痋(音如腾)术、蛊毒、烟瘴……在热播剧《鬼吹灯之云南虫谷》中,种种奇幻场面动人新心魄,不少观众发问:这些都是真的吗?

影视剧是艺术,需要想象与夸张,但不是完全脱离现实。

比如水彘蜂,即蚂蟥,虽吸血,但不会飞,也不会完全钻入人体内,否则它将窒息而死。

再如蜮螂长虫,本名霍氏不死虫,三叠纪(前2.5亿至前2亿年)便已灭绝。

刀齿蝰鱼的原型是蝰鱼,食人鱼的一种,深海才有。

雕鸮是猫头鹰中最大者,对人无害。

活人俑、蛊毒、烟瘴则是传说。有人称秦兵马俑即活人俑,用活人裹泥烧成,否则表情不可能这么生动。这是不懂制作工艺的妄言,在秦俑中未发现活人俑。至于蛊毒、烟瘴等,都是对自然现象的误解。

本来不神秘的东西,可加上神秘的古滇国这个背景,便让人恐惧。

古滇国的记载极少,通过考古,发现它是一个领土较大、文明发达的古国。可它是何人所建、族属为何、后裔何在……至今争议重重。

古滇国似乎是突然冒出来,创造了灿烂文明,又突然消失。它真的带着惊人能量,隐身在虫谷吗?真会有一天,它将重返人间?

《鬼吹灯之云南虫谷》埋的这个“梗”,有点趣味。

一颗金印引发轰动

滇国浑身都是谜,但不诡异。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当时西南地区诸族)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魉结(意为梳着锥髻),耕田,有邑聚。”这是古文献中最早提到滇国。

滇国最著名的典故,即:“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

汉朝使者又去了夜郞国,夜郎国王问了同一问题,不幸留下成语“夜郎自大”,其实滇王发问在前。

《史记》相关记载仅600字左右,此后《汉书》等径抄。公元前1世纪起,史书中不再提滇国,后代学者怀疑:可能并无滇国,它只是夜郞国的别名,司马迁误记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滇国太小,文化不发达,没有记录价值。

上世纪四十年代,昆明花鸟市场上出现一批出土的青铜兵器,形制精美,与中原样式迥异,部分被大英博物馆购走。直到1951年,始知这些兵器出自晋宁县小梁王山一带(今属昆明市晋宁区)。1956年,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滇王之印”金印,引起轰动,它证明了《史记》记载可信。

此后,考古学者又在李家山、学山、抚仙湖等多处有重大发现,出土青铜器上万件,彼此相近,说明来自同一文化圈,且该文化圈面积甚广。在滇国特有的青铜器——贮贝器(相当于存钱罐)的盖上,多有青铜铸像,造型生动、工艺复杂,至今难仿造。

能做出这么精美的青铜器的古国,究竟从哪来?

据《史记》称,战国时楚威王派将军庄蹻(通“跷”)沿长江而上,攻打巴、蜀、黔等地。庄蹻一直打到滇池,因秦军切断归路,只好自立为王,建了滇国,此即“庄蹻王滇”,则随他入滇的应以巴蜀的氐羌人为主。

《鬼吹灯之云南虫谷》倾向此说,“献王”(虚构人物,史上并无此人)深通中原阴阳八卦术,似楚巫之续。

这个说法让人惶惑。

一是《史记·游侠列传》也提到了庄蹻,身份是大盗,怎么又成楚国将军了?

二是时间不对。唐代杜佑便质疑,如庄蹻是楚威王所派,则出兵后52年,秦军才占“黔中”(今属湖南省怀化市以南40公里的黔城,不是今天的贵州省),断其归路。这么长时间,庄蹻为何一直不回楚?

三是当时楚国的国力已衰,在秦国压力下,怎可能派一支大军脱离主战场,去云南略地?

滇国的名字也让人怀疑。

《后汉书》称,滇国之名源于滇池,滇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意思是,滇池乃“颠倒之池”。此说太牵强,谁会自称“颠倒之国”呢?“滇”应是当地民族用语,彝语称高山中平地为“滇”,汉语有时记作“甸”。

幸运的是,出土青铜器上多铸有人物,从服装、发式中,可大体推断出族属——滇国人喜椎髻,与史书中“自夜郎、滇池、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相合。椎髻是彝族自古就有的发式,滇国人应不是氐羌人,更可能是古彝人。

滇人老家在中亚?

学者戴宗品在深入研究青铜铸人后,提出惊人观点:滇国也可能是“塞人”建立的国家。

塞人与西方典籍中记录的斯基泰人音近。斯基泰是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国家,其民善骑射,曾横扫亚欧,毁灭了许多农耕强国。戴宗品发现,古滇国青铜贮贝器盖上所铸人物,有许多是骑兵,一手控马,一手持长矛,系斯基泰人的标准战法。斯基泰人崇尚黄金,古滇国铜人有不少被镀金,以示是首领。

从葬俗看,古滇国墓地无封土,上置大石为标记,与中亚草原在墓上置鹿石(形近长方形石碑,最上端刻一圆圈,稍下刻直线或点线纹,线下是鸟喙状鹿群,鹿头向圆圈作飞翔状)近似。

戴宗品认为,斯基泰人向东方扩张时,正遇上强大的秦国,无法突破,只好绕道西南,建立了滇国。这里有丰富的铜矿,可冶炼大型青铜器。三星堆文明可能也是斯基泰人创造的。

戴宗品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在古滇国的出土文物中,有翼虎银带扣,翼虎即有翅膀的老虎,应是神兽格里芬。格里芬是斯基泰人的崇拜物,分鹿形、狮形和鹰形三种。鹿形的角非常繁复,狮形是有翼狮,鹰形是鹰头狮身,即狮鹫。

格里芬西传时,以鹰形为主,今萨博汽车车标、热那亚足球队队徽即狮鹫。格里芬东传时,则以狮形为主,古代衙门前的石狮子、古人墓前的辟邪兽应是其变形。

古滇国青铜器制造技艺惊人,且擅马战,即使不是来自中亚,也肯定受到了中亚影响。

最早发明了马镫?

学者张增祺发现,在古滇国青铜贮贝器盖所铸人物中,一鎏金骑马将军双脚赤裸,两个大脚趾各套一绳圈,很可能是早期马镫。

目前文物中所见马镫,出现在长沙出土的一匹晋代陶马上,是西晋永宁二年(302年)之物,比古滇国晚400年。早期马镫主要是为了方便上马,可大大节省训练时间,初期多用绳圈式马镫,至今西南地区仍见。只套大脚趾可能是绳圈式马镫的最初版,可它难借力且不安全,故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滇国境内多山,骑马出行不易,刺激了马镫的发明。从出土文物看,古滇国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有攀胸、后鞦的马鞍。攀胸即捆在马胸口的宽带,后鞦即捆在马臀的宽带,都能稳定马鞍。它们和绳圈式马镫一样,提高了在山区骑马的安全性。

秦末战乱,中原与古滇国失去联系。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王国,古希腊人在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建立的政权)时,见邛竹杖、蜀布”,得知还有一条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起于四川,经云南入缅甸、泰国,到达印度,再从印度到中亚和欧洲的地中海。

在张骞极力建议下,汉武帝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意思是当时滇王尝羌派10多批人探路,都被昆明国挡住。可见,此时滇国与汉朝已建立密切关系。

滇人被卖 巴蜀殷富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开始武力征服西南夷。前109年,滇国“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遂封滇国国君为王,并赐“滇王之印”,同时建益州,滇国成益州太守与滇王共治。

前86年,益州民变(廉头、姑缯两族),很快被平息。3年后,益州再乱(姑缯族造反),第二年才被击败,“斩首捕虏五万人,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音如猎,意为等同)中国”。

滇国以富著称。建益州时,便“得牛马羊属三十万”,且产著名的“滇池驹”,号称“池中有神马,后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这种马身形小却健壮,东汉政府曾在益州郡设“万岁苑”,专门养马。

汉朝重视滇国,滇人造反,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遭蜀人掠夺。汉初,“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筰都县产的马,筰都县今属四川汉源)、僰僮、髦牛(即牦牛),以此巴蜀殷富”,僰僮即僰人(可能就是滇国人)的小男孩,卖为奴隶,除了僰僮,还有僰婢。

其二,税负过重。汉代重农,田赋仅“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但口赋每年一算(120钱),商人和奴婢加倍,此外有盐铁税、市租、献费等,成年男子需服力役一年、兵役两年,滇人不满。

可能因后一次叛乱失败,滇国被取消,从封王到灭国,仅27年。至于此前国祚多长,说法不一,如以“庄蹻王滇”算,大概是200多年,也有学者认为持续了500年。

造蛊术是编出来的

滇国并不神秘,为什么许多人一提起它,就想起蛊毒、烟瘴之类呢?

蛊本是中原文明创造的一个概念,在甲骨文中已有蛊字,体现出对疾病的认识。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古人敏锐地发现:疾病与饮食不卫生有关(当时80%的死亡率来自消化道疾病),便想象许多“小虫”被放在盘中,造出蛊字。汉代时引申出“巫蛊”,即用黑巫术调动虚拟小虫去伤人。

早期“巫蛊”用桐木人偶施法,因棺材多桐木。魏晋时,才形成“虫蛊”的概念。晋朝干宝在《搜神记》中最早提出,可养虫为蛊,这是传统道教与佛教合流的结果。陶渊明在《搜神后记》中记一昙游道人,“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原来他吃饭前必念咒,盘中便跑出两只一尺多长的蜈蚣,饭菜即无毒。

隋代才有造蛊术之说:将多种毒虫放在一起,最后活下来的便是蛊。

隋代大量北方人口进入江南,引发地域冲突,北人遂污江南人造蛊。到了唐代,此说更盛行,少数江南人为吓唬北方人,也自称会造蛊。到了宋代,又派生出金蚕蛊、蛇蛊、蜈蚣蛊、蛤蟆蛊等说法。

从生物学看,制蛊术违背了科学原理,但古代文人无实验意识。自己愚昧也罢,还要传谣,为了让听者无法对证,特别喜欢拿边缘地区举例。于是,大家都不熟悉的古滇国被扣上黑锅。古滇国气候多样,动植物资源丰富,外来者也易产生怪异、神秘的刻板印象。

其实,古滇国灭亡时,造蛊术这个概念都还没编出来呢。

(原标题:造蛊术和古滇国不沾边?)

(作者: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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