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历史上有许多流传甚广的俗谚(包括顺口溜、歇后语、俏皮话、格言等)，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民俗、风情和文化，几乎是一部简单的《纲鉴》，对于人们了解这座城和北京人有很大意义。
虽然有些俗谚因历史久远而被人们忘却，但仍然有一些是让人们耳熟能详的，如“九门八典一口钟”、“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内九外七皇城四”、“东四西单鼓楼前，九坛八庙颐和园”及什么“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等等，举不胜举。但是，有些流传范围不太广，所知人不多的俗谚也很有意思，今天回想起来，也大可增加人们的乐趣和知识，更好地了解老北京。
“庙下有桥，桥上有庙”
老北京的俗谚大多以寺庙为由头，讲述一段典故或故事，丰富了北京文化，“庙下有桥，桥上有庙”就是一例。所谓“庙下有桥，桥上有庙”有丰富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容，今天说起来仍然有趣。
北京的皇城昔日有四门，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如今除天安门外，其他三门已不存在，仅有地名保存。因此，有些人将东安门与东华门混为一谈，殊不知并非如此。
在清代时，东安门前还有东安桥，在《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等史籍上有所记载。东安桥下的河流，即人们所称的御河，南通前门城墙下水关汇入南护城河，与通惠河相连;北面直通什刹海和积水潭。东安桥是进入紫禁城东门(东华门)的必经之路，在历史上有很大作用，常年有重兵把守。
东安桥又称皇恩桥和望恩桥，据《京师坊巷志稿》所载：“中官初入选进东安门，门内有桥曰皇恩桥，谓从此即受皇恩也，俗称曰忘恩桥，以中官即富贵，必仇其所生也”。将望恩桥或皇恩桥戏称为忘恩桥，一字之差，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一些人当官富贵之后数典忘祖的讽刺。
当年在东安桥上建有一座祭祀真武大帝的小庙，叫真武庙。故而有“庙下有桥，桥上有庙”的说法。辛亥革命之后，东华门一带不再是皇家禁地，东安桥改为太平桥，真武庙也被拆除，改建在东安门大街路北。几年前，这座小庙还基本保存完好。
关于东安桥上的真武庙还有一种说法：崇祯在煤山(景山)山脚下上吊而死后，先在这个小庙中停灵多日，才下葬到明陵。据明清皇家典制，皇帝死后由东华门出灵去陵园埋葬，崇祯是亡国之君，自然没有了这种礼遇，只能在这个小庙里停放了。
另据有关史料云，东安门桥上真武庙“明末清初建于望恩桥上，于民国十年迁移募建”，可见是专门为崇祯停灵而建，而不是单纯的祭祀。北京早日有几十座真武庙，大多建在民间，唯有这座小庙建在紫禁城脚下，足以证明此庙十分有趣和神秘。
老北京俗谚中涉及郊县的也很多，如当年有“十庙一寺西红门”之说。昔日大兴区西红门村(镇)是一个古老的村落，至少在元代已经形成。所谓“西红门”是因为它是清代皇家南苑的西门。南苑在元代称飞放泊，明代称南海子，素来是皇家狩猎、郊游和校阅军队的场地。在清代，南苑里还建了皇家的行宫，如旧宫、新宫、团河行宫等，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使西红门也成为京南重镇。
西红门村当年的居民以南苑护军及其家属为主，并有一些山西移民。西红门村有“十庙一寺”之说，“十庙”是指村内有十座古刹，它们是九圣庙、五帝庙、娘娘宫、真武庙、关帝庙、龙王庙、什坊院、观音庙、山泽庙和三官庙。这些寺庙既有道家的，也有佛教寺院。
在一个并不太大的村落中建有十座寺庙，在北京乃至全国是不多见的，而且是规模不大但又不小的寺庙，与山野小庙相比是很有气势和规模的。据传，什坊院当年规模就很大，其山门离正殿有200多米，足见其十分广阔。关帝庙也不小，在正殿之外还建有钟、鼓二楼。而娘娘宫昔日还有庙会，每年农历四月十八准时举办，周边村落的人都来赶会，十分繁华热闹。
“一步三座庙”
北京寺庙很多，据《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统计，北京市区佛、道等宫观寺庙在1930年时为1734处;1936年为1135处。这只是对当时的城区和近郊区的统计，没有包括今天的昌平、顺义、门头沟、延庆、房山、平谷、怀柔、密云等远郊区县。庙多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状态和民间信仰，乃至出现了“一步三座庙”的景象。
几十年前出版的《燕都胜迹》对“一步三座庙”有所记载。所谓“一步三座庙”原在朝阳门内水关南侧，三座庙都镶嵌在城墙上，中间的是“天皇庙”，内雕伏羲氏像;左边是“地丘庙”，内雕神农氏像;右边是“人皇庙”，内雕轩辕氏像。三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庙都镶嵌在离地二尺多高的城墙上，用的是白色大理石，上下长约一尺多，左右宽约一尺二，雕像则只有半尺多高。这“一步三座庙”名副其实，且又是中国人的人文始祖——“三皇”，庙虽小，但终年香火不断，初一、十五香客尤众。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此处城墙拆了，庙也不存在了，但“一步三座庙”的俗谚让人们记住了这段历史。“一步三座庙”具体位置在今天的朝内大街南侧，昔日此处称南水关。《东城区地名志》云：南水关，明属思诚坊。当年曾有一水闸，控制流经护城河的水，因是水的关口，故称南水关。现在水关和胡同皆无，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
“九门十个庙，一庙无神道”亦是与寺庙有关的老北京俗谚。所谓九门是指明清时代的内城九门：崇文、正阳、宣武、阜成、西直、东直、朝阳、德胜、安定。当年，每个城门的瓮城内都建一座祭祀关羽的关帝庙。因正阳门是皇城的前哨，瓮城里多一庙，即观音大士庙，遂有“九门十个庙”之说。至于“一庙无神道”则是因东直门瓮城内的关帝庙不像其他瓮城的关帝庙有关云长的塑像，仅设一木制牌位而已，才有了“一庙无神道”的说法。此典故流传甚远，并留下了“护城十庙九门开，一座无神与俗乖，八阙威灵齐设像，独遗东直仅安牌”的诗句。
“十刹九庵一座庙”
什刹海如今是京城旅游胜地，对于什刹海一名的来历，有人认为与周边有十座庙(十刹)有关。清人翁方纲有吟咏什刹海的诗“一源汇而西，十刹沿以次”，说明确有十刹。翁方纲系大学士，此说颇有权威。至于是哪十座庙，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观音寺、高庙、三圣庵、汇通祠、法通寺、净业寺、广化寺、火神庙、大小慈恩寺十个庙刹。不过也有人认为，什刹海周边不止十个庙，除上述庙宇外，还有广福观、寿明寺、天寿庵等许多寺庙。而学者侯仁之则认为什刹海之名来自什刹海寺，他称，什刹海“湖滨梵宇林立，内有寺庙曰什刹海，寓意佛法如海。今寺宇虽废，而什刹海为湖泊名称，却已屡见记载”。
无论是什刹海因什刹海寺庙得名，还是湖泊周围因有十座庙得名，都有一定的依据，只是历史久远，难以统一认识罢了。不过，另有“十刹九庵一座庙”的俗谚，也有意趣。这种说法不见于经传，只系民间传说，《京都胜迹》中云：什刹海周围实际上是九庵一庙，庙是广化寺。九庵是通明庵、丰泰庵、槐宝庵、海潮庵、北极庵、永寿庵、水泉庵、朝阳庵、太平庵。庵是比丘尼修行的寺庙，一般都建在清净之处，什刹海自元代始就是很热闹繁华的场所了，在此建庵，不知何故。至于庵名大多不见于有关资料中，可见“十刹九庵一座庙”，并不可靠。民间谚语只是“口述历史”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全是信史，只能做个参考，姑妄听之。
不过，“十刹九庵一座庙”之说，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有些是有来处的。如丰泰庵在1928年“北平寺庙登记”中就有记载，称小庙有房殿十九间、佛像三十尊、木像一尊，住持是一个叫绪静的老尼。但有些庵离什刹海较远，像槐宝庵在北官房一带，与什刹海有些距离，列入“十刹九庵一座庙”中，有些牵强。
“东富西贵，南贱北贫”
清代老北京有“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说法，还有更详尽的俗谚：“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补充。其实，这些俗谚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是当时一些人的感性认识，并非概括全貌，因此当时就有人持不同意见。清末人瓜尔佳·震钧在其《天咫偶闻》中，也曾提到：“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他只涉及“东富西贵”，认为东城的“富”与仓库有关，显然不够全面。与他同为清代的巴鲁特·崇彝对“东富西贵”有他的见解，他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云：“世言京城‘东富西贵’，由来久矣。不过谓东城大宅多，西城府第多，其实不然。东城王公府第亦不少。”他在书中列举当时东城的王公府第28处，西城只有20处。这些府第不包括王府、公主府等皇族府第。东城的王府之类府第与西城相比也不少，其中最大的两个公主府均在东城。
“南贱”只是注意到天桥一带的历史状况，似乎这里唱小戏多，打把式卖艺多，数来宝说相声的多等原因。南城藏龙卧虎，并产生了“宣南文化”。宣南文化并非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代表着清朝北京文化，住在宣南著书立说的文人学士，绝大多数是江浙等地来京的读书人，会馆文化也产生在南城。凡此种种，证明“南贱”之说是靠不住的。
“北贫”也有不确之处。清代，德胜门一带是满洲正黄旗防地，安定门一带是满洲镶黄旗防地，有清一代，旗民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培养了一批提笼架鸟、玩鹰斗蛐蛐的闲人。大清垮台之后，不劳而获的日子结束了，有些游手好闲的旗民靠典当为生，把祖宗的积累陆续卖了，实在混不下去了，才做小买卖拉洋车。此外，北城的鼓楼大街一带，历史上曾是北京城最古老最繁华的商业街，与“北贫”毫不沾边。“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也有另外的说法，学者石继昌在《春明旧事》中认为，“东富西贵，南贱北贫”仅指老北京的崇文门外、宣武门外地区，即当年的外城。
在“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沉重话题之外，也有些较为轻松的，如“银锭观山水倒流”。所谓“银锭观山水倒流”是因为早年后海和西海不通，后海西岸是一大土坡，银锭桥那儿也是土坡。从西海有引水河槽通过李广桥分为两股水，一股水往龙头井。一股水往李广桥东街沿河岸往东南到前海，再往回流到后海北岸，经银锭桥，再流回到李广桥北的“恭王府洗马坑”，所以有银锭观山水倒流的现象，其实是水文现象。
新中国成立初的1950年代，修了北海又修后海，将西海和后海打通，李广桥明河改成暗沟，上边铺了柏油马路，现在叫柳荫街。李广桥拆掉了，前海的一部分水面也填上盖了楼，但是“银锭观山”的典故留下了。如今，水不倒流，但涛声依旧，仍然是什刹海的一处风景。
“明朝修庙，清朝修道”
“明朝修庙，清朝修道”虽是俗谚，但道出了明清时代北京特殊的社会现象。明代确实喜欢修庙，而且许多修庙由宫中太监出面。《北京伽蓝记》中有这方面的记载，书中有太监阮简主持重修真觉寺;太监刘顺舍宅为法华寺;太监范弘重建永安寺;太监王振舍宅修建智化寺;太监刘嘉林舍宅建广济寺等。除了太监出资修庙、“舍宅为寺”，还有皇太后一类人物下旨建造，如长椿寺，此外像隆福寺、妙应寺、大钟寺、护国寺等在明代都受皇家重视，多次重修。太监无儿无女，老年之后无人赡养，因此他们寄希望于宗教，出资、舍宅修庙就是为了晚年能在寺庙中安度人生，西城北长街大兴隆寺就被认为是太监的养老之所。
《北京伽蓝记》只记述了北京佛教寺院的一些情况。明代有的皇帝，如嘉靖信奉道教，白云观、东岳庙、城隍庙、真武庙、火神庙、土地庙都受到保护或重修，“明朝修庙”并非虚言。“清朝修道”也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大量修道的文字记载。北京城里的各个道路有些从元代就已存在，到了清代大多破烂不堪，不修是走不了的。如广安门至卢沟桥的要道，到了清末依然是条坑洼不平的土路，尤其雨季，“雨即降，潦水停注，则行径淹蹇之中”。在雍正年间，为方便去易县西陵，雍正下旨修整过这条老道，并立碑为记，称“广宁门(广安门)至小井村，一百五十丈，皆填洼为高，砌以巨石，其广二丈，凡费户部帑金八万两”，每尺道路费银五两多。如此之多的费用，清廷只能望而却步了，北京的道路停滞在“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层面上。
清廷是不关心民生的朝代，对修道兴趣不大，大概只修了到承德、东陵、西陵几条供皇家用的“御道”而已，“御道”还是有规模和质量的，多为石板路，路两侧栽种行道树。清代最后几年才把修路纳入日程，成立了“工修局”专司修路之职，他们做的大事是给洋人居住区东交民巷铺了沥青。从史实看，“明朝修庙”尚有根据，而“清朝修道”则证据不足。
在与北京有关的俗谚中，有些只是当地人知道，其他地区的人并不熟悉，“三坑四庙南衣袍”便是当地人才知晓的。“三坑四庙南衣袍”是八条胡同的统称，“三坑”指象鼻子前坑、象鼻子中坑、象鼻子后坑三条胡同，“四庙”指当年此地有大土地庙、小土地庙、娘娘庙、火神庙四条胡同，“南衣袍”也是一条胡同。
象鼻子坑可能是因明代此地有象房有关，坑是大象戏水的地方。明代象房荒废就成了胡同和民居，清代象房改在宣武门外西边了。四庙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庙，只是当地老居民才去烧香。南衣袍胡同与严嵩的传说有关，称他被贬官后要饭时，把衣袍丢在这里……事出原因，查无实据。笔者在史家小学上学时，班主任曹逸老师曾住在这条胡同里，上世纪六十年代，曹老师离开了学校，据说回了老家青岛。
“三坑四庙南衣袍”听起来似顺口溜，然而也饱含地理、历史知识。如今这一片盖了交通部大楼等，八条胡同已不复存在。
歇后语也是俗谚
老北京留下不少歇后语，而歇后语也是俗谚的一种，给人们留有深刻印象，如认真解读也是有趣的，而且典故很多，对于人们了解昔日的市井风情、商业文化颇有帮助，有些今天还在流传。如“会仙居的炒肝——没早没晚”，是说鲜鱼口内的炒肝店营业时间长，而通常卖炒肝的只是早上;“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砂锅居是和顺居的俗称，开在定亲王府墙外，以经营砂锅白肉为主，但所谓白肉是清宫的祭祀肉，祭祀肉没滋没味，参加祭祀活动的王公大臣将肉带回，吃不了就赏下人，下人们略为加工后再出售，因为祭祀肉数量不是很大，只能卖到中午。有些歇后语则是历史现象，如“日本人卖仁丹——没安好心”就是佐证。
在日寇1945年投降之前，北京流传着“日本人卖仁丹——没安好心”的歇后语。众所周知，利用中草药治病是日本人从我国学去的，他们将中医称为“东医”借以掩盖事实真相，似乎中草药治病是日本人发明创造的。而在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畅销的仁丹，其配方和药理也源于中国。
仁丹是治不了什么大病的日常用药，主要用于避暑和清凉。当年日本人为了在华推销这种药以挤垮我国造的避瘟散之类的药，故意将仁丹压低价钱，为了收买人心，还时不时地“舍药”和白送。战争期间，日本人是不会关心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的，他们白送仁丹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中用白送和廉价出售仁丹主要来收买中国人，制造虚假文明环境，借以鼓吹“日华亲善”，美化及掩盖其侵略行径。
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是不买账的，他们更喜欢到中国人自己的药店去买药，为此，日本军部与商人相勾结，排挤、打击和迫害生产与日本仁丹同类药的药品和药房。同仁堂、长春堂都受过日本人的压迫，这段历史目前已广为人知。
据老人回忆，日本人为推销仁丹，专门雇乞丐、洋车夫为他们做广告，而且还印制了统一的广告画，画上有一头戴拿破仑帽的老头儿，留着胡子——仁丹胡，并标有两个大字：仁丹。这种广告招贴画曾在中国城乡广泛张贴。至今在表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影视作品中还可以看到。
如果仅仅为推销商品而印制广告宣传画，也不为错。但日本的军事情报部门却利用上了这种广告画，这种广告画往往张贴在城门口、码头和车站，其情报人员可以通过图中老头儿胡子的差异获知隐含的信息。这个阴谋被揭穿之后，人们对“日本人卖仁丹——没安好心”的印象更加深刻。
日寇投降之后，日本仁丹方退出我国市场。仁丹的配方和原料都来自中国，是从中国掠夺的。日寇投降之后没有了原料，他们再生产仁丹就很困难。
老北京流传的歇后语有不少是反映市井生活的，有的挺幽默，如：“小铺儿的蒜——白给”、“傻子卖豌豆——多给”、“卖凉粉的醋——管凉不管酸”、“天桥的货——假的多”、“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砂锅砸蒜——一锤子的买卖”等很有趣，琢磨起来蛮有滋味儿。
纵观老北京的俗谚，确实是了解北京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但在精华中也夹杂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在欣赏、品味时还应有所注意，要辩证地看这些俗谚。
(原标题：从俗谚中了解老北京)
(记者：张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