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天龙山石窟佛首回归仪式在太原市举行，这是近百年来从日本追索回归的第一件天龙山石窟文物。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240尊雕像被盗，大多流失到海外。在那动荡的岁月里，被列强巧取豪夺的中国文物数不胜数。
古都北京有近千年的建都史，历经各朝代变迁，留存有大量珍贵的文物。文物是不允许贩卖的，而古玩则可以。古玩特指民间收藏的，不在国家禁止买卖之列的古物，公民可以合法所有、交换、转让和流通。不过，在历史上，有些不法商人打着经营古玩的幌子，干着贩卖文物的勾当。
从北京市档案馆的相关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北京古玩市场的情况，以及一些珍贵的文物是如何流失到国外的。
国宝流失海外难以计量
圆明园、故宫是国宝最集中的存放之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他们喜欢购买中国的古玉和瓷器等古玩，回国之后向国人炫耀。巨大的市场需求，给古玩商带来了商机。部分古玩商勾结故宫内部太监等人，偷盗故宫中的玉和瓷器等文物，其中一小部分销给了收藏家、官僚、军阀，绝大部分则流失到国外。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圆明园雪上加霜，国宝和文物再度蒙难。法国作家雨果如此描述：“1860年，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两个强盗把大肆掠夺圆明园的所得对半分赃。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叫不列颠，另一个强盗叫法兰西。”
《女史箴图》为唐代摹本，早已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法国卢浮宫藏有3万件以上的中国文物;吉美博物馆馆藏有2万余件……近年来，随着中国文物在市场上备受欢迎，盗贼也瞄准了世界各国博物馆中的精品文物。2004年，英国大英博物馆15件中国文物失窃;2012年，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18件罕见中国古董被盗，多是玉器，包括一件14世纪的明代玉杯，估计价值约18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8亿元);2018年4月20日，英国东亚艺术博物馆中国文物被盗，其中包括珍贵的猴抱桃玉雕，这些当年被盗抢到国外的中国文物，再次被窃贼所盗，至今成为悬案。
据档案记载，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故宫遭到抢劫，皇宫内宝座、镇瓷库的瓷佛均被抢。故宫文物散失者为50%，慈禧从西安回京后，议价出资，命令庆孝山收回了数万件藏品。后清廷感到花费太多，令庆孝山停止收购，但庆孝山仍然假借清廷的名义收购，共收回散失全部藏品的80%。剩余散失藏品的20%，除被侵略者抢走以外，其余大多数都经古玩商卖给了外国人。
清朝末年，故宫内部的执事(指侍卫管锁、管册子的人员)，乘祭祀熬腊八粥必须开库的时机，内外串通，与运米人员勾结，将所盗文物藏在米袋子之内，蒙混出宫。故宫内的警卫看到宫内的人员带人出宫，也就没有稽查。太监、妃子和宫女们也竞相盗窃宫内物品，盗出的物品大多卖给了故宫后门附近的古玩商，通过古玩商转售到国外。故宫内部的一部分职员也利用清册上只须注明一些文物有残缺，不用注明残缺程度的管理漏洞，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盗取文物。
据档案记载，截至1949年底，北京共有古玩商700余家，其中摊贩多集中于青山居，约有500多家。古玩坐商将近200家，无店号者或其他行业做掩护而经营古玩者约10余家，700余家商户中，大古玩商35户，其中以陈鉴塘、岳彬、马葆三、王兆彬、黄镜涵、崔耀亭、铁宝廷、杜玉林、铁中正、崔仲良、孙瀛洲、张子厚、张德山等20余家为最大。民国时期，部分商户与国民党军阀、官僚资本往来密切，其中一些古玩商的藏品来源和经营方式都十分隐秘，从事着盗卖文物的活动。
紫禁城内文物被大量卖出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寿终正寝，宫内的文物始终遭到窃贼的觊觎。北京古玩商通古斋、鉴古斋，以及黄镜涵、倪玉书、程长新等人，通过打小鼓的商贩和宫内人员串通，盗卖文物事件屡次发生。据档案记载：1917年，紫禁城万楼失火，宫内的大小官员趁火打劫，盗出许多文物。其中北京的一名李姓古玩商，在宫内失火后，购得200余件大小铜佛。齐姓古玩商得一大批宣纸、高力纸、腊尖纸。
1919年，逊帝溥仪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务府公开招商投标，出售一些藏品。参与投标的古玩商有马子清、铁宝亭、解子瞻;前门外宝隆街古玩商会的俞槐清;位于东四的大吉祥、三区公;位于琉璃厂的博蕴斋、雅文斋、英古斋、桂月门;位于灯市口的荣兴祥，德文斋;润宝源的李华堂;同义斋的刘善亭等古玩商人和商家。此次招投标中，宫内大量文物被卖出。
1921年，国外有一个“游历团”来京，大批收购文物，之后各国商家纷纷来京设立古玩收购机构，例如日本的山中商会、美国的故都工艺公司等等。宫内的大批文物都是通过北京的古玩商家，辗转卖到日本山中商会、美国故都工艺公司，古玩商则借机大发横财。
溥仪出宫前，由其弟溥杰从宫中窃出大量名贵书画，盗卖给古玩商。共将6大箱共计1200余件书画精品运出紫禁城变卖，绝大部分书画已流失海外。其中，昭仁殿所藏绝大部分宋元珍本都已流失。
1924年5月，“清宫内务府”私自将宫中文物计有瓷、玉、铜、雕器等共1997件(内有玉器420件、金器123件)，分三批向盐业银行作抵押借款。第一批是1924年5月31日，借款80万银元，第二批是在6月16日，借款22万银元，第三批是在9月12日，借款27万银元，共借款129万银元，并订有合同。合同到期后，溥仪无款赎回文物，这批文物成为死押。溥仪盗卖文物的消息被披露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共同声讨。于是溥仪捏造事实，称该批文物除去已经卖给上海舆记公司一小部分外，所存的大部分已经退还，妄图以此欺骗社会各界人士，以平息民愤。盐业银行购得这些抵押的文物后，即将大部分盗运出国，售与英、美、法等国的商人。
档案还记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两个古玩商通过故宫内吴、刘、王、张四大太监和四大王府那王府、庆王府、阿王府、摄政王府里的内部人员，利用各种手段盗卖宫内文物，一部分文物转卖给日本山中商会，另一部分文物则大量流失到美国、法国的事件。
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他从宫中又带出一批珍贵书画及文物经天津转东北。1945年日寇投降后，溥仪被俘，所盗物品的一部分被追回，另外一部分珍贵书画1300余件，经转手卖给了长春一带的古玩商、“收藏家”、国民党军阀官僚及北京和上海一带的古玩商，其中，琉璃厂内的八大古玩商购得的最多。
在档案史料中，买货称为“路子”，卖古玩叫“庄口”，宫内称“大门儿”。宫内被盗文物，先是由打小鼓的(走街串巷收破烂儿者)低价收购后，再高价转卖给古玩商家。向外地搜集古玩称“外庄”。外庄有三条道儿。一条道儿是东北地区，另一条道儿是热河。东北的文物主要是由长春一带的古玩商收集买卖溥仪携带散佚到东北的字画，北京琉璃厂八大古玩商也合伙到东北购买。此外，东北的文物还有来自东陵及行宫的，一些喇嘛庙中亦有清宫的古物。还有一条道儿是西北，此路来货最多，主要是敦煌及天龙山、云冈的壁画及雕塑佛像，有盗整个佛像身子者，有盗佛头的，对古文物遗址损害极为严重。
真实版的盗墓笔记
除故宫内被盗卖的文物以外，古玩商还有一个重要的进货渠道，就是通过盗墓挖掘出来的文物。北京市郊皇坟颇多，特别是东郊一带，历史上盗墓屡有所闻。自1930年至1949年，盗墓案就达百件之多。
盗墓匪有组织、有分工、有合作。据统计，东郊一带盗墓匪最多，其次是南郊和北郊。盗墓组织的大头目称为坐地虎，北京东郊的坐地虎名为裴子珍，他控制东郊靳子泉、孙茂堂、郑友培、赵兴武、赵德忠、崔振邦等六股盗墓组织，坐地分赃。盗墓组织控制下的一个盗墓小集团6至10人不等，有的匪首一个人控制着几个小集团。
盗墓集团内部分工明确，有擅长看风水和位置的“先生”和“探子手”，匪首命令他们先通过土质软硬和方位，探明文物所在地点，准备完备的盗墓工具。盗墓者有一定的技术，并配备有武装保镖，成功后坐地分赃。遇到大墓时，各团伙之间互相通气，分工明确，合伙盗掘。盗出的物品多有珠宝、玉器、金银首饰等。盗得的珠宝玉器通过销赃人卖给珠宝首饰行、古玩玉器商人和拍卖行。较珍贵的则通过销赃人或跑城人卖给大销赃头子。因此，北京的古玩商与大销赃头子的关系十分密切。大销赃头子多与日伪、国民党侦缉队有勾结，共同分肥。
盗墓匪、销赃头子、古玩奸商、坐地虎、拉纤人或跑城人相互勾结。拉纤人有大小之分，大拉纤人与坐地虎类似，但势力不及坐地虎，大拉纤人与外地古玩商有密切的联系。大拉纤人中有一部分人的资金很充足，当盗墓匪缺钱时，先出资救急(名为占坑)，坑中有出土的货，优先购买再转卖给外地的古玩商。
盗墓匪、销赃头子、古玩奸商、坐地虎、拉纤人不仅在北京勾结，还与全国各地的古玩商人互相串通，联合倒卖古玩。北京的古玩商与河南开封、洛阳、安阳，新乡、甘肃敦煌、安徽寿州、湖南长沙、陕西咸阳、山东、四川等地的坐地虎有密切联系，有时还从车站坐车直接到外地收购古玩。例如，北京的大古玩商岳彬就曾从甘肃敦煌盗卖壁画，也曾到河南洛阳等地盗卖魏朝平纹像等。
河南洛阳一带，经常出土唐三彩瓦器大件和铜器、玉器。这一带的盗墓匪最多。其中马波村马氏三兄弟是当地的地主恶霸，也是坐地虎和盗墓匪头子，手下控制着一批墓匪。北京的古玩商岳彬等人勾结马氏三兄弟和一批盗墓匪，从河南洛阳直接收购这里出土的文物。
1930年以前，安徽寿州出土的文物并不多，1931年当地发洪水，洪水退去后，陆续有秦代铜镜等不少文物出现。当地的地主恶霸、流氓和地痞乘此机会，大肆发掘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寿州古玩店骤然兴起，当地地主恶霸许祝某和投机商人张胖子经营古玩。当时寿州收购古玩的商人分成上海和北京两派，上海派以吴启周和金才记为首，北京以黄伯川为首。有的古玩商联合当地孙雨亭、解仙洲等人，直接控制盗墓头子，利用佃户当长工挖掘，将文物转卖给北京尊古斋的黄某和祝近斋的卢某。有的古玩商则将文物出售给外国人，获得暴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安阳殷墟陆续有文物出土。李立功(绰号李四爷)为当地大盗墓匪，也是坐地虎。他控制有墓匪组织，由盗墓匪变为当地的大地主，大古玩商。他控制的盗墓匪有霍聋子、邢寡妇、王嘉祥、崔写堂(日伪时期安阳第一区区长)、徐相臣、邢常瑞等一大批人。李立功将安阳出土的文物大都卖给了北京的大古玩商陈某，至少有2000余件，总价达数百亿元(旧币，约合人民币数百万)。陈某还与安阳当地的另一位坐地虎火某关系密切，火某结婚时，陈送了一大车皮家具作为礼物，火某有出土物必先给陈过目。
岳彬盗卖文物案
档案记载，大古玩商岳彬勾结龙门匪首，破坏并盗取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石佛头16个;勾结土匪白面虎，盗窃山西天龙山古佛像和壁画;勾结土匪，破坏甘肃敦煌阳洞古壁画(左右两壁，一边是男像，一边是女像)，将男女壁画盗运到京。女壁画像拼凑成整幅，男壁画像凑不成一整幅，即令匪首将男壁画像全部破坏。1951年，岳彬因犯文物盗窃罪被抓捕，万贯家财遭没收，他本人死于狱中，落得个悲剧收场。
宣统二年(1900年)，岳彬到北京学艺。民国初年(1911年)，社会动荡，京城里的鬼市十分兴旺，古玩旧货很多。据史料记载称：“外城东有东小市，西有西小市，俱卖皮服、椅桌、玩器等物。”东晓市也叫鬼市，天一亮就收摊。“西小市又名黑市，五更交易，不燃灯烛，暗中摸索，随意酬值。”那时候正好赶上清政府要垮台，在老北京人记忆中，鬼市里大多是没落的旗人，靠卖旧货古董维持生活，鬼市买家三不问：“不问货物来历，不问货物真假，不问摊主身份”，懂行的总能在这里淘到宝贝，不懂行的，在“鬼市”也会被古玩赝品打眼，一首诗这样描述：“四更席地遍街西，赝鼎求售索价低。今日铜腥工使鬼，五都市外孰燃犀”。
在这些市场，岳彬学会了怎么买取、怎么挑货。岳彬赚钱靠的都“跑城”“观风儿”，跑城，即每天在四九城里转悠观风儿，看哪家破落王侯和旧王府、官僚有货出手，收货后再高价倒腾给古玩商。观风儿是“追热点”，美国人喜欢价值高的货和钧窑瓷器;法国人爱买花器、漆器、景泰蓝;日本人爱买古玉和龙泉瓷器;英国人、德国人要考古价值高的东西……岳彬把这些消息都记下来，然后随风而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信息灵通的岳彬，同美国人普艾伦签订了一个合同。普艾伦去洛阳参观，游览龙门石窟时，盯上宾阳中洞里的四层浮雕，其中第三层的浮雕是北魏孝文帝与文昭皇太后的礼佛图。普艾伦回当时的北平后，和岳彬商议，签订合同，以五年为限期，四万元为价格，要岳彬将《帝后礼佛图》运到美国去。
《帝后礼佛图》的人物和真人一样大小，不但相貌逼真，就连服饰、仪式现场都真实再现了当年皇帝、皇后礼佛的场景，无论从艺术史、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去估量，它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而如此稀世珍宝，就这样毁在了岳彬之手!
利令智昏的岳彬，趁时局动荡，买通洛阳当地驻军，将《帝后礼佛图》分批盗凿成碎块，然后运输到北京，再由岳彬雇佣的高手们，根据照片进行粘接和拼装。浮雕的头部比较完整，复原的难度不大，但浮雕的躯体由于支离破碎，粘合的难度太大。为向普艾伦交差，岳彬将无法复原的地方进行了复制。
被盗运的《帝后礼佛图》至今还是镇馆之宝，陈列于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1952年，岳彬盗卖《帝后礼佛图》的恶行，招致了无数爱国人士的愤慨，文化界多位名人将其上告，最终他在狱中发病死亡，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
搂货串馆鱼目混珠
老北京的古玩行业有以下特点：一是买卖很大，门面很小;家中货多，实物密藏;店里货少，货不外露。如琉璃厂古玩业的八大商家，门面都不大。此行业的世擘，往往并没有门面字号，而以收藏家的面貌出现。大古玩商陈鉴塘、岳文轩，平时都是“住家”，却隐藏在幕后，专门从事铜器和瓷器收藏与出口走私的生意。二是交易数额次数不多，数额巨大。此行当有句话：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珍贵物品都在私下秘密成交。因同业有个惯例，珍贵物品成交时，如果交易被公开，同业人员就要参与分钱。大古玩商的交易都在私下进行，从账面上看不出来，上账者多为门市交易。
外地的古玩商通过拉纤人、行商和跑城的，直接带货到北京，有固定的接头地点。丰台车站是一个接头点，北京的古玩商会到站接货。大古玩商陈某在丰台车站接货时被抓过，后来改在前门外接货。第二个接头点是狗尾巴(胡同)兴隆店及李铁拐斜街三元店，这两处均是商会会主崔某开设，是外地墓匪及其拉纤人来京聚集之所，洛阳等地来京墓匪也聚集于此。有的外地古玩商直接到跑城者家中(如高庙胡同3号)或大古玩商陈某家居住。
文物、古玩出路分成本庄与洋庄两类。本庄指的是本市及国内出卖者。其行道如下：一是搂货。即互相委托出卖货品，甲转乙，乙转丙，如此循环不已。这种搂货的货品，多为较次品，以陶、瓷、玉为多。二是串馆。有一些古玩商专门向大使馆、公使馆卖货，所卖品以象牙圈、翡翠、珊瑚戒指、钻石、玉镯为多，铜器、地毯、字画次之。三是坐庄和设坐庄。即外国公司在北京有代理人，专门收购中国文物，办理出口，以日本山中商会最为有名。
洋庄以出口为主。洋庄分为水路与旱路两种。水路出口多是走天津、上海、九龙、广州到香港。采用的方式是行贿海关人员，报号抽查时避开装有文物的箱子、鱼目混珠，在正常货物中混装一两件文物、用毛竹打通关节塞入小件文物等方式。旱路出口路线有以下几种：一条路是从北京陆运至天津，经海关船运至香港和外洋;另一条是从北京陆运至上海，船运至香港和外洋;第三条路从北京陆运至青岛，从青岛船运至香港和外洋;第四条路从北京陆运至上海、九龙、香港;第五条路从北京铁路至京汉、粤汉至广州、香港、九龙;第六条路从北京邮寄至广州中转至九龙或澳门。
民国时期北京的古玩行业就在古玩商、盗墓匪、纤手、洋行的买与卖当中，得到畸形的“繁荣”与发展。
(作者 沙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