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宋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公共租赁房，且租金低廉。相应地，一套比较完备的城市公共租赁房制度已在宋朝建立。无数从农村、外地涌入城市生活的百姓，虽无力购买高价房屋，但通过宋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便能获得栖身之所。

寸土寸金

约半数以上人户租屋居住

《东京梦华录》这样描述东京之大：“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南宋临安之繁盛，可能还要超过北宋时的东京开封。《梦粱录》说，“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有学者推算，如果计入郊区的人口，临安府的“高峰(期)人口是250万”。如此庞大的城市规模，后来元明清时期的城市均无法超越。而在与宋朝同时期的西欧大城市，如著名的伦敦、巴黎、威尼斯，人口不过10万。

据经济史学者包伟民先生的估算，北宋后期，汴京开封的人口密度为12000—13000人/平方公里(单位下同);南宋淳祐年间，临安府市区内的人口密度约为21000，咸淳年间甚至可能达到35000。

一个城市人口密度如此之大，必定是寸土寸金，房价高不可攀，用宋人的话来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北宋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叫价1300贯;而到了北宋末，京师豪宅的价格更是狂涨至数十万贯，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少说也得5000万元以上。

别说市井细民无力购房，就连宰相级别的高官，有时也只能租房居住，朱熹考证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生活在北宋前期的韩琦也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舍私宇居止，比比皆是。”历史学者杨师群估计，“北宋东京城内外，约有半数以上人户是租屋居住的。其中从一般官员到贫苦市民，各阶层人士都有”。

租金低廉

约为市井细民收入的10%

生活在北宋东京，想购买一套房子非常困难。不过，在京城租房却甚是容易，因为京城的房屋租赁市场十分发达：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作“庄宅牙人”，放盘招租的房屋很多，宋政府也向市场投放了大批公共租赁房，并成立一个叫“店宅务”的机构来管理公屋。

店宅务，北宋初称“楼店务”，太平兴国年间更名“店宅务”，南宋时又恢复“楼店务”之称。宋朝的京城及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负责政府公屋的建造、维修、租赁及管理。南宋临安府的楼店务，“额管三百人”;明州有楼店务地，“计二万九千九百三十丈二尺五寸”;苏州的楼店务租金收入，一年多达“五万四千二百贯有奇”。

若论规模最大者，无疑当属北宋京师店宅务、南宋临安楼店务。北宋京师店宅务分左右厢，天禧元年(1017)，左右厢店宅务名下共有23300间公租房;天圣三年(1025)，公屋数目增加到26100间;熙宁十年(1077)，店宅务辖下的公屋有14626间，别墅有164所，空地有654段。如果以东京常住人口20万户(100万人)、每户需要住房一间计算(古人说的一间房，不是指一个房间，而是指一开间)，京师店宅务管理的公租房可以供应大约10%的东京人口居住。

店宅务公屋的租金高不高呢?《宋会要辑稿》收录有几份左右厢店宅务公屋数目及租金收入总额的数据，不难计算出北宋京城的公租房的租金水平。

天禧元年，汴京左右厢店宅务名下共有23300间公租房，当年共收到租金140093贯，平均每间房的年租金约6贯，月租金为500文钱(编者注：1贯约为1000文钱)。天圣三年，京城店宅务辖下的公租房为26100间，当年的租金收入为134629贯，平均每间房屋的年租金5贯多一点，月租为400多文钱。照此种方式推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大中祥符七年(1014)，每间公屋月租均不到500文。

与当时开封府的私人房产租赁价格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在11世纪，四五百文钱的月租金水平可谓低廉。大中祥符年间，“卫国长公主尝请市比邻张氏舍，以广其居……及询张氏，但云日僦钱五百，方所仰给”。张氏的宅第每日租金就是500文。元祐年间，御史中丞胡宗愈租住“周氏居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月租18贯。可见汴京的高档住宅月租金当在十几二十贯上下。

一般的住宅赁价，每月少说也要几贯钱。皇祐年间，苏颂担任大理寺丞、馆阁校勘，“月俸共十七千，赁宅、养马已费三之一”，十七贯钱的三分之一即五六贯，当时养一匹马的费用大约每月两贯钱，扣除养马成本，住房月租金需要三四贯钱。

对于汴京的中低收入市民来说，每个月四五百文钱的房租绝不算高。根据多份宋代日工价样本以及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朝的一名中下层市民，不管是在官私手工业当雇工，还是给富贵人家当佣人，或是在摆摊做生意，日收入基本上都在100—300文钱之间。维持一名成年人基本温饱的日开支大约是20文钱。每日15文钱上下的住房开支，相当于每天吃饭的费用，大致是市井细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

提供优恤

不定期减免房租

除了租金低廉，店宅务公屋的租户还可以享受宋政府提供的一些优恤：

其一，宋政府会不定期宣布减免房租，通常是在遇上灾害天气的时候，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九月，因阴雨连绵，宋真宗诏：“京城民僦官舍者，免其直三日。”次年正月，又“以雪寒，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

其二，宋政府禁止店宅务随意增加公屋的租金。景德年间，店宅务向朝廷报告说，京城市民租赁公屋，由于所纳租金低廉，导致店宅务收入过少。故请求政府批准提高赁价，如果住户不同意增租，店宅务有权中止跟他们的租赁合约。但宋真宗拒绝了店宅务的这一请求：“岂不太刻耶?先帝屡常止绝，其申戒之。”

大中祥符三年(1010)，朝廷干脆立下一条法令：“在京店宅，自今止以元额为定，不得辄增数刬夺。违者，罪在官吏。”设立定额租金，禁止店宅务提高房租，固然是出于恤民之心，但这种静态的管理方式有其弊端，那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的上涨，公屋的管理与养护成本会增加，房租却维持不变，店宅务便会缺乏足够的资金维修公屋。因此，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由于“店宅务积年亏少课利”，以致“失陷舍屋”，无力修葺，宋政府又决定对“侵占官地、修盖屋舍、收掠房钱”的形势户增收房租。

其三，租住公屋的贫困户，可以享受节日放免房租的优恤。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宋真宗下诏：“贫民住官舍者，遇冬、正、寒食，免僦直三日。”次年又诏：“应僦官舍居，赋直十五钱者，每正、至、寒食免三日之直。”这里的“官舍”，即店宅务经营的公共租赁房。天圣年间，店宅务提高房租，但对廉租房住户，则“虑其中有贫民供纳不易，宜特与免添长”。

其四，开封市民租住店宅务公屋，房租从签约生效的第六日起算，前五日免租金，作为给住户搬家、收拾物件的期限：“每人户赁屋，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

其五，若是公屋需要拆迁，租户还可以获得若干“搬家钱”，补偿标准是同批拆迁私屋业主的一半。同时，政府划拨另一块官地，再修建公租房，供原租户继续租住：“赁房廊舍，候将来盖造，仍依原间数拨赁。”

制度完备

对住户进行资格审查

宋代负责管理公租房的店宅务有点像今天的物业公司。京师的左右厢店宅务，先隶三司，元丰改制后改隶太府寺，设有“监官四人、专副四人、勾当官二人”，相当于总经理、副总经理、执行经理;另有“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相当于业务经理，负责招租、收租;又有“修造指挥”(维修工)各五百人。

店宅务有执勤制度，每晚必须安排一名负责人在务值班，凡尚未租出去的空屋，每天都派专人看守，并由“掠房钱亲事官”贴出“赁贴子”(招租广告)，召人承赁。开封府负责监督店宅务对公屋的维护。店宅务的账目管理也非常周密、严格。

将公屋转租给他人，当起“二房东”是不被允许的。宋政府对租赁店宅务公屋的市民设置有资格审查程序。店宅务的管理者、工作人员不准承租本务公屋。在京城拥有房产的市民，也不得承租汴京店宅务的公屋。租户若购买了房屋，必须退还店宅务公屋。为防止出现“二房东”，宋政府要求，凡租住店宅务公屋的住户，都需要填写“赁历”;退赁之时，“令监官躬往检覆”，又“令先纳旧历，方得起移”。

另外，店宅务公屋的租户是否可以自行改建房屋、租户添修的那部分建筑物产权归谁，这些细节性的问题宋政府亦有立法加以规范。如景德二年(1005)的一道法令称，“店宅务舍屋欹垫人户欲备材添修者，须约退赁时润官不折动，即委监官相度，如不亏官，亦听”。大中祥符三年的一道法令说，“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店宅务无得旋添僦钱;如徙居者，并听拆随”。意思是说，租住公屋者如果自己添修房屋，店宅务不能借故增加房租;退赁之时，如果租户添修之物无碍于房屋主结构，允许租户拆走;如果拆动后影响房屋质量，则该添修物不准拆走，而归属于官。

至此，可以说宋朝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城市公共租赁房制度。唐朝的诗人杜甫在诗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表达了一个梦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的公共租赁房制度至少局部地实现了杜甫的梦想。(本文摘自《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